□ 沈月生

 

 

来到宁波余姚市梁弄镇的浙东革命根据地纪念馆，我的目光无意间扫过展柜中陈列的泛黄照片和人员名册时，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，连同照片中那个眼神清澈、带着稚气却无比坚定的少女身影，猝不及防地撞入眼帘——那竟是我的母亲孙礼清！一瞬间，历史的尘埃被拂去，时光的闸门轰然洞开。展厅里的灯光仿佛聚焦在那方寸之地，那个在官方叙事中被冠以“抗日小战士”称谓的身影，于我而言，是血脉相连的母亲，更是一段被时代洪流裹挟、充满荣光与坎坷的传奇人生的起点。

 

烽火中的早慧

 

母亲的革命生涯，始于一个战火纷飞、民族危亡的年代。1938年，她十九岁。在浙东四明山这片英雄的土地上，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和领导下，她毅然加入了余姚战时工作队。在敌后宣传动员社会各阶层民众同仇敌忾、团结一致奋起抗日，这不是一个孩童的游戏，而是需要直面血与火的考验。展柜里那张年轻的面庞，眼神里没有同龄人的懵懂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超越年龄的坚毅与使命感。

战时工作队的工作是宣传的号角，是凝聚民心的纽带。母亲的身影活跃在硝烟弥漫的乡村与山林间。歌咏传情，她清亮的嗓音在昏暗的油灯下、在田间地头，唱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大刀进行曲》，那些激昂的旋律是刺向敌人心脏的匕首，更是点燃同胞心中抗日烈焰的火种。歌声穿透恐惧，传递着不屈的信念。面对惶恐或麻木的乡亲，她站上简易的土台，用铿锵有力的话语，揭露日寇暴行，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。那份勇气，源自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对光明的执着追求。

夜深人静时，她和战友们如暗夜精灵，将一张张印着抗日宣言、胜利消息的传单，巧妙地塞入门缝、贴在墙上。这些薄薄的纸片，是投向敌占区的精神炸弹，传递着希望和力量。她深入农户，耐心细致地做群众工作，动员青壮年参军支前，组织妇女做军鞋、筹军粮，把最朴素的民众力量汇聚成抗日的洪流。正是在这血与火的淬炼中，因其出色的表现和坚定的信仰，母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她不再是懵懂少女，而是一名肩负着民族解放使命的年轻战士，一颗扎根在四明山革命沃土中的红色种子。

 

离散与坚守

 

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，根据战略需要，主力部队奉命北撤转移至苏北。母亲，连同像她一样活跃在敌后的工作队员，大部分被留在了原地，继续坚持斗争或转入地下。她们是革命的星火，散落在广袤的敌后，期待着燎原之势的再次汇聚。

然而，历史的转折残酷而突然。震惊中外的“皖南事变”爆发，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，对共产党人展开了疯狂的搜捕和屠杀。白色恐怖笼罩浙东，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党组织紧急疏散人员，要求大家“隐蔽精干，长期埋伏，积蓄力量，以待时机”。母亲，这位年轻的党员，不得不含泪告别战斗过的土地和战友，踏上了艰难的逃亡之路。她辗转躲避，最终流落到了当时被称为“孤岛”的上海。

在上海这个人海茫茫的都市，举目无亲，既要躲避无处不在的特务追捕，又要艰难谋生。她尝试过各种卑微的工作，尝尽了人间冷暖。她无数次试图通过各种可能的渠道寻找组织，但严酷的环境和通讯的中断，如同厚重的铁幕，将她与曾经的革命集体彻底隔绝。那份寻找组织的焦灼、失去联系的彷徨与无助，是那段灰色岁月里最深的烙印。时光流逝，青春在等待与失望中蹉跎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为了生存，母亲最终不得不放下执念，像那个时代无数被命运抛离航线的普通人一样，选择了成家生子，过起了平凡的生活。然而，那颗革命的初心、那段峥嵘的岁月，始终是她心底最深的珍藏和最沉重的挂念。

 

曙光中的召唤

 

解放战争的炮声隆隆，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母亲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让她心跳几乎停止的名字——马青！那正是当年在四明山游击区时，她所在工作队的班长、区队长！报纸上关于他即将参与解放浙江、接管政权的消息，像一道划破漫漫长夜的曙光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母亲怀着激动与忐忑的心情，立刻提笔给这位老领导写信。她在信中详细诉说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，表达了对组织的思念和渴望归队的迫切心情。信寄出去了，带着她全部的希望。等待的日子格外漫长，每一刻都充满了煎熬。

终于，回信来了！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迹让母亲的手微微颤抖。展开信纸，马青同志亲切而坚定的文字跃然纸上。他不仅清晰记得当年那个勇敢的小战士，更在信中明确指示：“欢迎归队！请速携家人回浙江参加革命工作！” 这寥寥数语，重逾千斤。它不仅是对母亲个人革命历史的认可，更是组织对一个离散多年的战士的深情召唤。信中，马青同志关切地询问母亲在上海是否有正式工作，在得到否定的答复后，他展现了一位老革命、新政权领导人的担当与关怀：“杭州、绍兴、宁波，三地可任意挑选！组织上没有忘记当年的小战士！” 这份信任与选择权，给予母亲最高的尊重和最温暖的抚慰。最终，父母亲选择了绍兴——这个江南水乡，作为他们投身新中国建设的新起点。

 

归途中的暖流

 

在奔赴绍兴的途中，父母亲特意在杭州停留。消息不胫而走，一批当年在四明山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闻讯赶来。那是怎样激动人心的二十多天啊！久别重逢，恍如隔世。白发已悄然爬上鬓角，皱纹刻下了岁月的风霜，但当年的战斗情谊却如陈年美酒，历久弥香。他们围坐在一起，追忆四明山的烽火岁月，讲述失散后的各自艰辛，畅谈新中国的美好前景。泪水与欢笑交织，感慨与豪情并存。这些共同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情谊，是革命生涯中最宝贵的财富，也为母亲即将开始的新征程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
抵达绍兴，正值百废待兴、亟需干部的关键时刻。人才极度匮乏，对新干部的审查也极为严格。然而，母亲的情况极为特殊——她是在组织的直接召唤下，凭借当年老领导马青同志的亲笔信和证明，未经当时常规繁琐的组织审查程序而直接“重新入伍”的。这在当时严密的干部体系中，几乎是“绝无仅有”的特例。这背后，是马青同志对母亲当年表现的充分信任，是组织对那段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、虽被迫失联却从未变节的历史的尊重与认可。

母亲被委以重任，担任绍兴专员公署的政府机要秘书。这是一个极其关键且敏感的岗位，掌管着政府核心文件、机要通讯，责任重大，需要极高的政治可靠性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。父亲则被安排在财务部门工作，同样肩负重任。他们都享受着供给制，生活虽清贫，但精神无比充实，满腔热忱地投入到建设新绍兴、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国家遭受3年的特殊困难，号召广大干部分担下放回乡生产，父母积极响应号召报名回乡，并已把家具运到了余姚的外婆家，但是，被组织挽留召回，母亲不再在绍兴专员公署大机关工作，而是来到基层柯桥镇妇联任主任。为了生产自救，母亲从老家的余姚带来了许多能工巧匠带领广大妇女群众，办起了印染厂、纺织厂。如今来到柯桥轻纺城，看到世界一流的机器和最先进的纺织面料，这个杭州湾边上一个贫穷落后的乡镇变成了如今富饶活跃的城市，不由得感慨万千。

当年国家举全国之力建设新中国第一座大型水电站，父母也听从召唤，加入到支援新安江水电站建设的滚滚洪流之中。她在工程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，立足商贸阵地，在那个物资极端短缺的情况下千方百计组织生活物资的供应，父亲则从省百货公司带领25个人的工作组来到建设工地，负责工程建设所需的生产资料的采购、供应、管理工作，他们曾经数次荣获省级财贸先进工作者的殊荣。在新安江大街上，大家都亲热地称母亲为老班长，因为她曾经担任一批商店的负责人，最后母亲被派去整顿豆制品厂，带领大家把一盘散沙、工艺落后的工厂建成了半自动化流水线的先进企业。她常对我们说，有多少战友为祖国的革命事业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，有多少战友落下了伤残，有多少女战友经过长期的战斗生活，风餐露宿而失去了生育的能力，比起这些，她知足了。如此强烈的革命信念，鼓励她奋斗了一生。为了工作，他们常常废寝忘食，很少有时间回家。我们五个兄弟姐妹的养育和教育重任，几乎全部落在了具有“国高”（相当于高中）文化水平的奶奶身上。老人家深明大义，以她那个年代女性少有的文化素养和坚韧品格，悉心照料着孙辈的生活起居，督促学业。当然，作为长姐的大姐姐也早早承担起“小班长”的责任，帮助奶奶照顾弟弟妹妹。奶奶的付出和姐姐的担当，是支撑我们这个家庭在父母全身心投入工作时最稳固的后方，这份恩情，我们兄弟姐妹永生难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