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报讯 5月6日晚，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到来之际，CCTV-4《国家记忆》栏目《颠沛的国宝》之《〈四库全书〉西迁记》，用近三分钟的时长讲述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西迁关键一站——建德市杨村桥镇绪塘村的烽火历程。

《四库全书》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，总字数近8亿字，誊缮七部，分藏南北七阁，史称“北四阁”和“南三阁”。镇江文宗阁本、扬州文汇阁本《四库全书》分别毁于1853年和1854年的太平军战火；文源阁本《四库全书》毁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。在留存下来的四阁中，当属保存于西子湖畔的文澜阁本命运最为坎坷。

1937年，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制造卢沟桥事变后，在华东也蠢蠢欲动。当时负责保管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的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心急如焚。眼见枪炮声已经逐渐逼近杭州城，陈训慈决定先自行筹款，依靠朋友的帮助将三万多册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尽快转运出杭州。

在西迁途中，第一站是富阳，第二站是七里泷。因为富春江七里泷一段水流湍急，船又重，水手只二人，无法逆流而上，随船押运的浙江图书馆职员毛春翔只能下船，只身搭乘军车，去建德找陈训慈想办法。陈训慈找到了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。竺可桢是陈训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。竺可桢知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的分量，立即派出浙大大卡车一辆，开往七里泷，分运三天，终于全部运抵建德。

《四库全书》于1937年11月25日搬入西迁的第三站——建德县民众教育馆绪塘分馆和乡绅方丽斋先生家中。运书的车子到绪塘村后，就雇了许多当地的村民帮助搬运，书箱体积比较大，长120厘米，宽60厘米，高30厘米，一般只能两个人抬着走，力气大的可以一个人扛着走。

为什么会放在建德县民众教育馆绪塘分馆？《东南日报》编辑赵坤良时任浙江省杭州民众教育馆教导干事，对杭州地区的民众教育馆的人脉比较熟悉，据他所说，《四库全书》和其他珍贵图书西迁的第三站就来到了建德绪塘村。

乡绅方丽斋祖上是从淳安迁移过来的，传说是唐朝诗人方干的后代。因为方丽斋家房子大，所以就通过联系将一部分《四库全书》和其他贵重书籍存放在他们家中。2019年中央电视台记者来绪塘采访，当时87岁的方丽斋孙子方夏宝对记者说：“当时，我还小，只有五六岁，只记得家中堆满了木头箱子、柳条箱及大的帆布袋。后来听大人说，才知道是省里运来的很珍贵的书籍。这件事在当时还是比较保密的，都不准我们到外面去乱说。”

陈训慈还在这里建立杭州图书馆临时办事处。此时，浙江大学搬出杭州后，也来到了建德。所以，陈训慈和竺可桢可以经常碰面，商讨《四库全书》的迁书事宜。但经常飞过头顶的日军飞机让陈训慈焦虑不已。

陈训慈的外甥赵一新说：“当时有一个国民党的抗日将领叫张发奎，他的指挥部也设在这个村子里面，所以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。”

杭城战事越来越吃紧，陈训慈考虑到绪塘离公路太近，又另觅山乡，最终200多箱书落脚在了建德北乡松源坞一个姓仇的乡绅家里和仇家祠堂中。陈训慈在《运书日记》中写道：“其迁出者除四库善本系八月间已运，此次并迁藏于绪塘、松阳坞外，大致为：本省方志及各省通志，大部丛书，集部之一小部分，西文图书全部，合计之不足四万册，仅约存书八分之一。余自偕叔同、汪生闻兴装出之方志、西文精贵书，已迁兰溪殿口三峰殿庋藏。其余则悉数存藏于建德西北乡松阳坞仇姓民房，由虞培兰、汪闻兴二君管理。”日记中所讲的松阳坞地名，在当地不存在，经调查可能为口音误写，实际应为松源坞。

1937年11月底，日军进一步逼近，浙江省政府迁至金华。陈训慈对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留在建德放心不下，寻思继续搬迁。竺可桢也认为藏于建德不妥，因此向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汇报浙大情况的同时，建议将阁书移往更为安全的内地。

《四库全书》秘藏于绪塘村68天。在爱国人士和当地百姓的共同协力下，成功护送《四库全书》等一批古籍文物转运，为中华文化瑰宝的保护与传承起到重要作用。

（来源：建德发布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