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章荣朝

 

 

三天下雨两天晴，阵阵春雨到清明。好雨润物百花放，人到清明忆故人。在连续小雨转阴天的日子里，到处湿漉漉、阴沉沉，让我想起恩师薛家柱老师，他离世已有三年多了。薛老师去世的消息，我还是从报纸上看来的。我后悔那时不该去华山旅游，出去才几天时间，恩师竟然与我永别了。他临终时没能去见他最后一面，让我在之后的日子里感到痛心和遗憾。

1960年7月，我从杭州师范学校毕业，被分配至杭州建筑学校教书。报到时，学校领导就帮我办好了去进修的手续。杭州建筑学校在文三街东头沈塘桥边，进修学习的上课地点在清泰街水漾桥桥头。开学第一堂课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，我一早起来，乘公交车从沈塘桥到官巷口下车，在中山中路上买了两个馒头，边走边吃，吃完刚到水漾桥头，见教室门半掩着，还以为昨夜忘了关门，便轻手推开，一声“你早，欢迎你”让我吃了一惊。进门一看，整个教室空空的，只黑板前讲台边坐着一个人。我估计他是老师，可看他样子，个子略比我小，年龄与我差不多，他朝我微笑了一下，我轻声说了一声“你好，你……？”想问“你是老师？”犹豫了一下，他马上接下去说：“我刚前几天读完书，今天是第一次到讲台上来。”我立即说了一句“谢谢老师！我是建筑学校的学员。”“噢，你是章荣朝老师，快找个位置坐下。”“我刚到建筑学校，还没教过书。”听他称我老师，我不好意思地说明，后半句话声音很轻。不久，又来了几个人，接着陆陆续续的，全班学员都到齐了。

8点钟，坐在讲台上的他，手拿粉笔站起来在黑板上写了“薛家柱”三个字，说：“老师们，8点钟了，开始上课。我叫薛家柱，暑假里刚从杭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教师进修学院，学院安排我来任教你们班的课，你们都是各中专和中学的老师，请你们多多支持配合。”课堂里响起一阵掌声。

薛老师先把讲义发给大家并告诉我们：这个班学习中文系本科教材，采取单科突进教学，最后通过考试结业发成绩单，全科学完发毕业文凭。教学任务繁重，课堂教学知识量大，课外作业练习任务繁重，还要配合教学内容挤时间看很多文学作品。大家都要有思想准备，进修期间教学双方都要辛苦一点。接着薛老师开讲《毛泽东文艺思想》即《文学概论》第一堂课。他学识深厚又博览群书，上课时不看教材和备课笔记，只把一张写着教程提纲的纸放在讲台上，娓娓道来。他是宁海人，一口带有宁波口音的江南普通话，讲起课来音量适中，词汇丰富，语句精确，面带微笑，表情生动，我们听起来十分亲切，感觉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。

每次上完课，薛老师都会布置很多的作业，但学员可根据自己的情况，选择做一部分或全部。我当时年轻，精力充沛，老师每次布置的书面作业我都认真完成，规定要阅读的文章和要看的书籍全部看完。后来，薛老师为我的散文集《情定白沙桥》作的“序”中写道：“本书作者章荣朝先生曾是我的学生……我至今犹记得他的名字，因为他听课、作业很是认真。”薛老师教会我许多感兴趣、十分爱好的文学知识，是我学习文学创作的引路人。

两年后，因国家受三年严重困难影响，贯彻“充实、整顿、巩固、提高”八字方针，建筑学校要撤销，过渡期间，我带学生到龙井大队去采茶叶。从龙井村到水漾桥，要先步行走出九溪十八涧，再换乘几趟公交车才能到达。薛老师了解我的情况允许我迟到和不做作业。有一次我因参加建筑学校重要会议未去进修学院上课，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薛老师给我补课辅导到天黑，又送我搭上回校的公交车，令我难以忘怀。

1962年6月，为分担国家暂时的困难，我要下放回农村。失去工作和取消城市户口，我都不在乎，最舍不得的是进修学习的机会。6月下旬的一天我去向薛老师告别，面对恩师我说了句“我再听不到你讲的课了”，流下了泪水。薛老师激动地安慰我说只要决心坚持，在农村仍能看书学习，练习写作。他以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中“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乃赋《离骚》”等古人“大底发愤之所作为”的句子鼓励我要发奋图强，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。我牢记恩师的教导，在农村继续坚持写作，并有所进步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薛老师担任《西湖》杂志主编，我参加了几次杂志社举办的创作笔会，使我又有了聆听薛老师教诲的机会。一次在桐庐，我向薛老师呈递了一篇以《啊，1976》为题的中篇小说，想请他提些宝贵意见，我不了解他当时忙于会务没有时间看，可为了指导我写作，他把文稿转呈给到会的巴金女儿李小玲，李小玲看过后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，我遵照她的意见作了些修改，把那些素材用进后来写的长篇小说中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到新世纪初的20来年，因工作之便，我给《浙江教育报》及《中师函授报》等写过很多文稿。2006年，我选择了40多篇在报刊发表过的文章，集成名为《情定白沙桥》的散文集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。我想请薛老师给拙作写序，但因他年事已高，自己又多年未与他见过面，心里有些忐忑。原作协领导金波与薛老师常有往来，见我犹豫不决，便决定陪我一起到薛老师家去请教。薛老师见了我们十分高兴，当我向他呈上文稿，想请他作序时，他立马就乐意地接受了，并开心地笑着说：“我是你的老师，是应该要给你的书作序的，你不叫我写我还不高兴呢！”“说真的，写作是一门苦差事，搜肠刮肚，绞尽脑汁，常常没工夫吃喝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世上有几个作家是胖子的。不过，写作是作家最喜欢的事。我们三人，你我他，最初写作恐怕都是从兴趣爱好出发的，欢喜写才开始的吧！”薛老师的金玉良言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薛老师曾担任过杭州市文联副主席和省作协副主席、杭州市作协主席、《西湖》杂志文艺副主编，一生笔耕不辍，除了写在各处未收集成册的无数文稿外，主要著有长篇小说《小城故事》、《铁血生涯》以及电视剧本《济公》等20余部。想起恩师在世时常年公务缠身还要写那么多文章，殚精竭虑，让人心疼。但他天生喜欢写作、擅长写作，把写作当作快乐的事，这也正印证了那句“人生最幸福的事，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”，恩师是最幸福的人。

2007年1月，《情定白沙桥》出版，我邀请薛老师来新安江参加新书首发仪式。众多文友得知薛老师光临，纷纷从各地赶来看他。仪式上，薛老师按自己序文的内容作了生动而亲切的讲话。他首先赞扬新安江的水，说“水是新安江旅游之魂。是水分娩出新安江这瑰丽的奇山秀景。”还讲了早年他陪我国几位著名老作家游览新安江的真实故事，又叙述了历代诗人在新安江留下传世的诗篇，说新安江是“一江山水一江诗。”自古就是新安江水孕育了新安江畔一代代的诗人文人。接着回忆了他与笔者多年相识交往的师生之情：他教我学文学理论，引导我创作文学作品，对我刚出版的拙作《情定白沙桥》先鼓励作出肯定，再鞭辟入里地指出拙作“在文本与文字方面的创新不够，抒情味不足，表现手法过于传统”等问题，为我以后的写作指出了努力的方向。

仪式结束以后，薛老师又热情且耐心地指导并建议我学习写作长篇小说，他说我学过系统的文艺理论，又有曲折起伏的生活积累，只要搜集好素材，构想好故事框架，花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完成。谁知我试写了第一部小说，还没来得及请恩师过目，他便与世长辞了，怎不叫我心碎肠断、悲痛欲绝。

恩师是2021年9月6日故世的。他在世时创伟业，作贡献，声名远扬。去年十月份我到台州市旅游，在天台街头闹市区，有一尊薛老师电视剧名著《济公》中的人物塑像：乐观济世、善良可爱的济公大师满脸笑容地手拿倒悬葫芦，将圣水一点一滴地赐予大地。众多游客排队接圣水喝，我也挤进队伍，弯腰张嘴接喝了一口，甜甜的，流进心底，暖暖的。喝圣水谢恩师。他在著作中塑造了爱民救世的神仙形象，恩师芳名永远铭记在一代代无数读者及观众的心里。在这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日子里，人们伴着淅淅沥沥的雨声在默默地悼念着他。

恩师殷殷意，幽幽万古情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