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沈伟富

 

 

在梅城读书的那几年，我登双塔，攀乌龙，足迹遍及梅城的各个角落，却偏偏忽略了严东关。不为别的，只因那里早已是一片荒野，菰蒲中凫鸭出没，溪色间天垂江晖，实在没什么可玩之处。

如今，我又来到梅城，在新修的龙山书院内坐。闲来到东湖边听湖水拍岸，或登朝京门凭栏眺望。城门外有一座桥——浮桥，是把船并在一起，上面铺板的那种。听说浮桥下还有一座桥，叫佘浦桥，又叫老虎桥，是石拱桥，现在还在，富春江水库蓄水后，沉到水下看不见了。

一个天朗气清的午后，我过浮桥，一直往东，约行五里，有古樟一排列于江边。江风吹来，树影婆娑，自有一番野趣。我在树下觅得一石，面江而坐，忽见江边有一老者在垂钓。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，完全是一入定老僧模样。我看了他许久，也没见他回过一次头，只管自己目不转睛地看着水面上几粒红白相间的浮子。

或许实在是坐久了，老者掏出一盒烟，抽出一支来点。因江风太大，点了好几次都没点着，就转过身来，再点。他看到了我，朝我笑笑，又从衣兜里掏出一支来递给我。我说，谢谢，我不会。由此我便和他攀谈了起来。

老者回忆道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，就是严东关。以前这里有一条街，大概有一里路光景长，街面是用青石板铺的，大概是踩的人多了，每一块石板都光滑发亮，而且一天到晚都是湿漉漉的。街上常有人挑水，也有刚从江里或船上来的人，他们的脚上还蘸着水，有的人身上背着一捆湿湿的缆绳，或者手上拎着一串大大小小的鱼沿街叫卖，石板都是被他们踏湿的。那时候自己还小，不懂事，喜欢赤着脚，在光滑的石板上走，或跟在手上拎鱼的大人后面，从街的这头走到那头。后来，自己也学会了抓鱼、钓鱼。

那时候，水没有现在这样满，从街上到江边，要走几十级台阶，而且很陡。在不涨水的季节里，江中间有个长长的沙洲，江水从沙洲的两边往下流。靠近东关这边的水量较大，水也较深，很多船只都停靠在这里，有运输船、客船，更多的是船民自家的小船。还有一种船停在上面一点，不与这些船在一起。那些船上有门有窗，而且都是雕花的，很好看，大家都叫它“花船”。一些客人喜欢到花船上去吃酒。小时候，还以为“花船”就是外面雕花的船，长大后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

老者又说，我坐的这个地方过去是码头，梅城人叫东关渡。到江对岸去都从这里上船，过渡过去。渡船撑出后，先用力往上撑，绕过沙洲，直到三江口，再让它顺着水流往下漂，慢慢靠到沙洲对岸的余家。记得小时候在渡船上撑船的是个女子，她的力气很大，手臂很粗，一个人又是撑竹篙又是划桨的，忙得一下都没得空。有一次，我跟大人去对面看戏。一船人挤得满满的，船沿和江水也差不多齐平了。那女子大喊一声：“大家站好了，都不要动！”然后，只见她举起长篙，用力往后一撑，船离了岸，向着水流湍急的江中心撑去。到了对岸，她擦了擦头上的汗，掉转船头，又去接下一批客人。

富春江大坝建成后，水才满到如今这么高。那排很陡的石阶沉到水下去了，码头没有了，渡船也没有了，就连在码头边住的人，也全都迁到长兴等地去了，只留下这几棵樟树在这里，也算是作为严东关的标记吧。

其实，对于东关和东关渡，我也读到过一些相关文献资料。东关渡又叫“东津渡”；东关（严东关），早的时候叫“东馆”。历史上，严州城外有两座馆。位于安泰门外西湖边的叫“西馆”，位于兴仁门外五里的叫“东馆”，都建于北宋，是官方用来接待南来北往的客人的。北宋名臣钱勰曾写过一首诗叫《东馆楼》：“帘影隔朝暾，云低昼尚昏。山形分歙翠，溪色到江浑。日尽天垂幕，歌馀酒满尊。栏干不堪倚，归思断乡魂。”钱勰是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，进士出身，任过地方官，也任过中央官，还奉命出使过高丽（朝鲜）。是北宋的一位重要大臣和外交家，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。

北宋宣和年间，青溪人方腊发动起义，攻进睦州城，东西两馆遭到损毁。

南宋时宋都南迁，社会也稳定了，东西两馆得以重建。

南宋淳熙十三年（1186），已经62岁的陆游受命来严州任知州。临行前，宋孝宗赵眘和他说：“严陵，清虚之地……职事之暇，可以赋咏自适。”

陆游在严州，倒亦“奉旨行事”。“潮生东西津，雨暗上下塔。萧萧乱菰蒲，拍拍起凫鸭。吾船虽褊小，尚可著一榻。溪风吹醉颊，高枕堕纱陷。南山浮湿翠，偃蹇呼不答。安得青莲公，杰句为弹压。”（《自东津泛舟至桐溪》）这是他写东馆的诗，细细品味，诗人胸中的那股激荡之情，多少还是能读出一点来的。他身在严陵，心系国是，在严州的三年多时间里，为百姓做了大量的好事、实事，严州人至今感念他的恩德。

元末明初，作为军事重镇的严州，战事频繁。朱元璋派外甥李文忠守严州，张士诚伺机来犯。李文忠派一支小分队出北门，越鲍婆岭，经碧溪坞，翻北高峰，直插张士诚阵后，自己则启东门，直扑张士诚阵，两路合击，败张士诚于东馆野外。

元泰定四年（1327）进士，后又任大明翰林侍读学士的福建古田人张以宁（1301—1370），路经严州，夜宿东馆，吟诗一首：“泊舟新安口，月出溪南峰。红灯照窣堵，绿水开夫蓉。李白题诗处，何人继其踪。”诗题为《夜泊东关》，自此，“东馆”“东关”混用或并用。

严州发展史上的第一高峰期是宋代，第二高峰期是明清。前者主要表现在文化上，后者主要表现在经济上，徽商是其中推波助澜的中坚力量。地处新安江、兰江、富春江三江交汇处的东关，也迎来了它最后的辉煌。

清同治年间，徽州人朱仰懋在东关街上开了一家酒坊，生意很是不错。朱仰懋是个既懂中药，又深谙传统文化的商人。他见在东馆歇脚的人大多患有风湿病，那是因为常年在水上讨生活所致。朱仰懋用五加皮、当归等几十味药材，泡制出一种能治疗风湿等症状的药酒，很受客人青睐。他借儒家典籍《中庸》中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之句，为这种酒取名“致中和”。一些喝过这种酒的人感觉非常好，都会多买些带回家去，送给亲朋好友，这酒的名头就越发响亮了，甚至名扬东南亚。在之后的好多年间，致中和五加皮酒在国内国际屡屡获奖，成为严州的一张响亮的名片。

历史上，特别是明清两朝，新安江上游的茶叶、柴炭等物资，源源不断地运往杭州、苏州、扬州等地。民间有商品交易，官方自然要征税。东馆向有一座楼，呈八角形，故称八角楼。其楼之壮伟，被誉为“严江第一楼”，历代文人骚客也多有题咏。到了清末民初，八角楼上挂起了两块牌子，一块上面写着“严拿偷漏”，一块上面写着“禁止绕越”，萧杀之气溢于牌表。楼下江中停着一艘船，上面插着黄旗，告诉过往商船，先到船上来缴税。所以，有人私底下称之为“卡子船”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，这类船一直都在，只是所属的主儿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
老者掐灭了最后一支烟，准备收竿了，忽然又想起一件事来，他说：过去，这里有一大户人家，主人姓钱，只是记不起叫什么了。他家的后院有一座很大的花园，我们都叫它钱家花园。花园后面靠山脚的地方，还有一座戏台。演戏的时候，城里人都过来看。抗战时期，江对岸出了个国民党军官，和钱家关系很好。有一次，这位军官回家探亲。他腰里别着手枪，在严东关街上大摇大摆地走着，有认识他的人偷偷告诉他，现在城里来了日本人，你还穿着这身衣索（衣服），当心被日本人抓去。这位军官听后，马上解下手枪藏起来，然后脱去军装，换上便装，打扮成平民百姓，躲到钱家去了……

说完这些，老者收起鱼竿，回城去了。留下我一人，在这排樟树间来回徘徊，好像故事还没听够似的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