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时候，最开心的事莫过于看电影。

一听说西村（大队所在地）要放电影，我就兴奋极了，像报喜鸟一般，遇人都要讲一声：“西村放电影了。”吃罢妈妈早已准备好的晚饭，就跟小伙伴们迎着夕阳的余晖，一起爬岭奔向西村。

西村破旧的祠堂边，是一个长方形的晒场。晒场东边的篮球架，早已挂上了正方形幕布，晒场中央也摆放着放映机。天还没黑，放映机周围早已排列着许多高低不一、形状各异的凳子和椅子。吃过饭的人们坐在各自的凳子上等待。孩子们坐不住，三五成群地聚在晒场边上玩耍。狗吠声、啼哭声、说笑声一浪接着一浪。

天渐渐地黑了下来，群山肃穆，顽皮的星星在天穹下夜跑，一闪一闪的。晒场上人声鼎沸，越聚越多。这时，放映机上大功率的电灯熄灭了，电影开始了。

电影先放二十分钟左右的加映，内容基本为时事政治和科学知识。因没有故事性，孩子们顿感无趣。

电影的正片往往是七大样板戏。有的已看过好几遍，但总不会看厌。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电影《红灯记》。孩子们听不懂咿呀冗长的京剧唱词，将“鸠山设宴”听成“鸠山学燕”，“千杯万盏”听成“枪毙完蛋”，“时令不好”听成“司令不好”，“妈要把冷暖”听成“把要把凌乱”……但当“磨剪刀，戗菜刀 ”的声音响起，一双双眼睛便溜圆起来。他们鉴赏着磨刀人以凳子作武器与敌人打斗的精彩画面，心中有一种仇恨发泄酣畅淋漓的痛快。

现在想想，那时孩子们心中，磨刀人机智勇敢的高大形象，绝不亚于后来金庸迷心目中的武侠小说主人公。

月亮升起来了，电影已经结束。行走在山岭上，孩子们一路谈着电影里的情节，时不时地模仿某个动作，意犹未尽。

那时，农村里娱乐活动很少，一年难得放几次的电影更是村里人难得的精神享受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无论是电影种类还是放映的场次，都多了起来。就是偏远的农村，也不例外。

去当时公社所在地观看越剧《红楼梦》的电影情景，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公社所在地离我家有十多里路，平时很少去玩。在获知《红楼梦》将在那儿放映后，便不顾大人反对，自发组织起来。下午四五点钟，小伙伴们嗑着瓜子，蹦跳着汇入了汹涌的观影人流。欢声笑语，撒遍弯弯曲曲的土路。

天渐渐地黑下来，那所能容纳五百多人的初中大操场，人影攒动。因为是“跑片”（一部片子一个晚上好几个地方放映），我们所在的又是末班，电影很晚才放。好事又多磨，放映不到几分钟，因磨损得厉害，带子又断了。在灯光下，一面是放映员紧张地接合，一面是无数双信任期待的眼睛，满场听不到埋怨的杂音。

好戏开场。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……”优美的乐曲、唯美的画面，让周围一片静穆，观众也忘记了自身。清风欲下，明月偷眼，小小银幕，将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故事演绎得凄婉动人。“林妹妹，我来迟了！”众人的情感也在贾宝玉悲啼的一刹那迸发。旁边的江水似在呜咽，我同小伙伴们也早已泣不成声。

电影放完，已是晚上十一点钟了。回家路上，小孩和大人争论着电影中的情节，还闹了不少笑话，笑声惊飞了树上的宿鸟。

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。死后是非谁管得？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用陆游的诗来描述这种盛况似乎远远不够。一部电影，为了满足观众的要求，一夜之间，要在好几个地方传映，且到每一个地方，都万人空巷，都争着先睹为快。

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电影，是在初中二年级。那年春游，我们步行三十余里走出群山。在参观了县里大型电站和几个企业后，便来到城里的电影院。

正午的阳光下，面西而立的电影院显得庄严而大气。忘了一路疲惫的我们，坐在台阶上像麻雀般叽叽喳喳，兴奋地等待着进场时间的到来。

终于，电影开始了，我们依次凭票入场。宽敞的电影院里，我们舒适地坐在清一色的木质椅子上，置身于清晰的画面前、洪亮逼真的声音里，享受着城里人的待遇，每个人心中都美滋滋的。

但看完那部与中国风格迥异的名为《生死恋》的日本片子，我们倍感不值。那时我们天真烂漫，虽然看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之类的爱情悲剧，但一时欣赏不了大宫与夏子平淡无奇的爱情故事。心里既有对大宫夺友之爱的不满，又有对夏子在结婚前三天因实验室爆炸而殒命的不快。私以为该片唯一可取之处就是画面很美，如开篇夏子打羽毛球镜头，女主人公那种健康、活泼，抑或是野性的美，是以前未曾见过的。

然而，回到学校，余波不断。班里叫 “夏子”“大宫”的玩笑多了起来。为着玩笑，操场上，便多了你骂我笑、你追我跑的生动场景。在初涉人世的初中生心里，似乎总有一种莫名的东西撩拨着。

旧日电影，伴随儿时的许多美好时光一起消失了。但它时时会在心里荡起涟漪，让我去追寻那难忘的岁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