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爷爷李汝宾（下）

——谨以此文献给为新中国奋斗的先烈们

李田芳/口述 张京波/整理

爷爷在村里的老人眼里还是有一些故事的，最出名的就是“上天入地的李汝宾”。永昌暴动失败后，爷爷因为暴动农军大队长的身份被国民党的省防军列为共党要犯，他们多次派出特务和部队到李村一带抓爷爷。一天傍晚，爷爷在回家时被特务发现，特务立刻向驻扎在永昌的省防军部队报告。爷爷听说省防军来抓他，便立刻动身出逃。当爷爷走到离村庄不远的田畈时，迎面发现了前来追捕他的省防军。这时田畈里的稻子已经收割掉了，到处空荡荡的，没有一点遮挡，更没有地方可供躲藏，情况十分紧急。危急中，爷爷只能掉头拼命跑。

身后的省防军一边追一边大喊“抓活的，不要开枪”。爷爷个头很小，身手敏捷，在渐暗的天色中凭借对周围地形的熟悉，始终没有被敌人追上。这时爷爷发现不远处的田里堆着一堆栏粪，上面还盖了一个捆扎的稻草头用来防止栏粪被雨淋湿。他急中生智，向栏粪堆飞奔，在靠近栏粪堆时突然一跳，当跳过栏粪堆暂时避开省防军视线的一瞬间，他钻进了栏粪堆的稻草头下面。这时天已经黑下来，等省防军看到他跳过栏粪堆，拼命赶上来时已经看不到他的踪影了。

恰好前方有条小溪，敌人怀疑爷爷已经沿着小溪向白山庙后的小山逃走了，便沿着小溪往前追去。就在他们向前追奔了一段距离后，爷爷立即钻出栏粪堆，钻入小溪朝着省防军相反的方向，逃进了玉华山的树林中。省防军追了一段路，始终没有见到爷爷的身影，他们开始怀疑爷爷是否躲进了栏粪堆，便又分出一队士兵，一面往回追，一面向栏粪堆上开枪射击。但即使他们翻掉了稻草头翻开了栏粪堆，也没有发现爷爷的踪影。爷爷的消失让省防军感到非常奇怪：莫非这个共党要犯真有飞天的功夫？

爷爷时刻都面临着危险，但是他并没有往外逃。他是党的支部书记，在秋收暴动失败后，许多地下党员和暴动农军都处在生死关头，他更有责任帮助这些同志化整为零，脱离险境。在玉华山躲了一天后，晚上爷爷又回到村里。但他哪里晓得，省防军根本没有撤回永昌，而是以假撤离的诡计，在离李村不远的溪塘一带山岙里埋伏下来。早在爷爷进村时，隐藏在村里的特务就发现了，于是又引来了省防军的再次追捕。这一次省防军有了准备，村子四面都埋伏着人，采取的是四面包抄的战术。当爷爷逃出家门往田野跑去时，发现四面都有省防军，包围圈很快缩小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冲出去。

他一边跑一边想办法，突然他想到一个地方，于是他拼命往村子西边的一口水塘跑去。当他接近水塘时，四面的省防军离他只有四五十米的距离了，他“卟通”一声就跳进了水塘。在他跳进水塘同时，省防军也从四面围上来，密密麻麻地围在了塘边。带队的敌方军官立即命令谁也不准开枪，所有士兵都集中在水塘四周，不留半点缝隙并打亮手电，他们就等着抓活的就行了。结果半个小时过去，一个小时过去，人还是没钻出水面。敌方军官傻眼了，他不信爷爷还会像水獭一样能在水下生活。可是很长时间过去了，水塘里还是一点动静也没有。敌方军官估计人已经在水下淹死了，但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他命令村里的保长带人抬来很多水车，一直弄到天亮才把水抽干，谁知道翻遍整个水塘也没有找到尸体。就在这时永昌的特务送来情报说，“李汝宾今晨流窜永昌，有人看见他在永昌的一家店里买了很多馒头后，向游埠方向逃窜而去。”听到这一情报，这些省防军害怕起来，难道共党的这个要犯有隐身法，真的能上天入地吗？

其实爷爷并没有上天入地的本领，因为他是本村人，对李村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，他知道这口水塘下面有一条阴沟，平时用来泄洪放水。他跳进水塘后就立马钻进了阴沟，在省防军注意力都集中在水塘时，凭借塘边水草的遮挡，他悄悄地钻出阴沟，在黑夜的掩护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包围圈，脱离了险境。这次他没往山上逃，他要引开在李村追捕的省防军，以免危及其他同志，因而他特意向省防军的驻地永昌逃去。快天亮时，他故意到永昌街上买了很多馒头，随后向游埠方向逃去。果然省防军驻永昌总部立即命令部队从李村撤离，改向游埠方向围追。趁着省防军撤走的这段时间，李村、新叶一带的地下党员、暴动农军化整为零，逃往外地，为革命保存了力量。这口水塘现在还在，就在我家老房子的旁边，水塘旁边有一条阴沟通往另一个水塘，可是水塘中的水却不再清澈了。

我也不太清楚爷爷以前究竟是干什么的，村里的老人说应该是混江湖的，因为太公辈都在江湖闯荡。听老人们说爷爷年轻时在兰溪靠近永昌这一片挺有名的，大概是组织过帮会，后来带着自己的弟兄跟着共产党闹革命，虽然革命不成，但是很多弟兄都还有势力。爷爷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，因为我那时很小。不过在爷爷70多岁的时候，我见识到了爷爷厉害的地方。村里有一片祖坟，在兰溪一个村落的后山上，祖坟前大概有7亩地，以前叫坟田，按老辈的习俗，这片田的收入都是用做上坟、祭拜时的开支。公社化之后，这块田虽然在兰溪地界内，但仍隶属于李村。村里每年都派人去种田，但到成熟时却都被兰溪人收割了，村里人什么也收不到，于是干脆就不种了。后来爷爷知道这件事后，就跟村里说，“这块田就归我种归我收，五保户的口粮我不要了。”村里当然答应了，于是爷爷就带着父亲和我到那边去种田了。爷爷毕竟上了年纪，他就在边上看着我们在田里干活。兰溪村里的干部知道后也都赶了过来，爷爷拄着拐杖对这些干部说，“我们村里已经把这块田给我种了，我养老就靠它了，这些田地都在你们村里，要是少了我就找你们算账。”那些干部很客气地答应爷爷说不会少的，于是爷爷就带着我们回去了。后来种了很多年从来没人敢去偷田里的庄稼。爷爷走了之后，那块田也随着荒了下来。

解放后党组织让爷爷当农会主任，那时爷爷快60岁了，他没什么文化，自然当不来什么干部。后来爷爷就在村里养老，那时候我们就住在一起。一间老房子一张床，爷爷就这样走完了剩下的日子。除了一张床和一床破被子，爷爷还有一只箱子。我翻过爷爷的箱子，最上面放了一点菜，下面几件破衣服，再底下就是他的匕首、铁护手，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。爷爷一辈子都是穷人，在最后的二十余年，也算在家里安享了晚年。

爷爷走了之后就葬在村南面的山坡上，村里很多人的墓都在这里，我的两个爷爷也都葬在这片山坡上。我现在的家离爷爷的墓地很近，每年我都要去看他。爷爷走的时候家里穷，墓碑都没做，只在正面用石块砌了一下。爷爷一辈子都没拍过照片，甚至连画像都没有，但是我知道他就在我的心里。我会记得，小时候他带我上山的样子，我也会记得他在村里那些老人们眼中的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