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逢重阳佳节，我们常常会想起唐代大诗人王维那首妇孺皆知的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：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”作者写这首诗时，大概正在长安谋取功名，他想象着，远在故乡的兄弟们，重阳登高时，身上都佩戴了茱萸，却发现少了一位兄弟──自己不在内。诗写得曲折有致，出乎常情，已成为千古名篇。

茱萸，其含义古人也没搞明白，李时珍也说：“茱萸二字义未详。”为什么在重阳节要插茱萸呢？重阳节，又称重九节。九为阳数，两九相重，故为重阳。也许是受到了阴阳学说的影响，古人认为，九月九日是“至阳之数”，阳气太盛，阴阳失调，是凶日，需要辟邪。其时，秋高气爽，也正是茱萸成熟之时，而古人认为，茱萸能够祛病驱邪。《齐民要术》转西汉刘安《淮南毕万术》曰：“悬茱萸子于屋内，鬼畏不入也。”所以，在重阳之日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登高畅游，携茱萸侍女，插茱萸花枝，佩茱萸香囊，喝茱萸美酒，吟茱萸诗歌，极尽欢娱之乐。

据考证，重阳节插茱萸的习俗始于汉代。刘歆《西京杂记》载：“汉武帝宫人贾佩兰称，九月九日佩茱萸，食蓬饼（重阳糕），饮菊花酒，令人长寿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十二引晋代周处所作《风土记》也说：“俗于此日，以茱萸气烈成熟，尚此日，折萸房以插头，言辟热气而御初寒。”九月九日重阳节又被称为“茱萸节”，茱萸得雅号叫做“辟邪翁”。

重阳节与茱萸的关系，最早见于《续齐谐记》中的一则故事：汝南人桓景随费长房学道。一日，费长房对桓景说，九月初九那天，你家将有大灾，其破解办法是叫家人各做一个彩色的袋子，里面装上茱萸，缠在臂上，登高山，饮菊酒。九月初九这天，桓景一家人照此而行，傍晚回家一看，果然家中的鸡犬牛羊都已死亡，而全家人因外出而安然无恙。于是，茱萸“辟邪”便流传了下来。

有些遗憾的是，不知什么原因，从东晋至南北朝，却少见吟咏茱萸之作。到了唐代，佩缀茱萸之风颇为盛行，茱萸已为诗人所乐道，佳作迭出。在宋元之后，佩茱萸的习俗逐渐稀见，但还是有不少诗人写有咏茱萸的诗作。如宋代诗人宋祁《九日置酒》诗曰：“白头太守真愚甚，满插茱萸望辟邪。”明代唐伯元在《九日与诸曹友同登显灵宫阁》中兴高采烈地说：“明年此会知何处，遍插茱萸遍举觞。”似乎在明代，九月初九插茱萸花、喝茱萸酒还是一种时尚。

从药物学角度来分，我们统称为“茱萸”的植物，大致可分为三类：吴茱萸、食茱萸和山茱萸。

吴茱萸，芸香科植物，古名“藙”，主产于长江以南地区。苏颂《图经本草》云“今处处有之，江浙、蜀汉尤多”。《神农本草经》列为“中品”，说吴茱萸“味辛，温，有小毒。主温中、下气、止痛、欬逆、寒热、除湿、血痹”，治疗呕逆吞酸、腹痛吐泻、口疮齿痛、湿疹溃疡等；其枝叶和根也可入药。在江南，比如我市大洋镇至今还有种植吴茱萸，主要作药材使用。

食茱萸，也是芸香科植物。屈原《离骚》曰：“椒专佞以慢慆兮，榝又欲充夫佩帏。”榝，即食茱萸；椒指花椒，同属芸香科。以榝、椒相对应，可见《离骚》将食茱萸和花椒视为同类，两者均为香草。食茱萸食药两用，药用有温中、燥湿、杀虫、止痛的功效；食用一般为调味品。成书于北魏末年的《齐民要术》曾列“种茱萸”篇，并转《淮南毕万术》说“井上宜种茱萸；茱萸叶落井中，饮此水者，无温病”。古人早已知道食茱萸可以作为药材消毒，也可以用作香辛调味。食茱萸与花椒、姜并列为“三香”。在辣椒传入中国之前，食茱萸作为一种辛料调味品一直占据主导地位。直到明朝以后，川菜中的食茱萸逐渐让位于辣椒而被取代。

山茱萸，与上两种不同科，属山茱萸科植物。落叶乔木，清明时节开黄色花，秋分至寒露时成熟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也列为“中品”，说它“味酸，平，无毒”，主要治疗心下邪气，寒热，温中，逐寒湿痹，去三虫，久服轻身。《本草纲目》载山茱萸“有强阴益精，安五脏，通九窍，止小便利”之功，久服明目，强力长年。山茱萸肉常用来医治肝肾不足、眩晕耳鸣、腰膝酸软、遗精滑泄、小便频数、气短乏力、虚汗不止等症状。

重阳节佩戴的茱萸究竟是吴茱萸、食茱萸还是山茱萸？学界说法不一。不过一般的观点认为，吴茱萸才是我国传统民俗中的茱萸。食茱萸茎、干长满锐刺，连鸟儿也不敢踏落在上面，食茱萸又名“鸟不踏”，似乎不适宜于插戴在头上。山茱萸倒是没有刺，但外形不好看，枝叶与果实也没有浓烈香味，无法制作香囊。唯有吴茱萸，其花和叶非常美丽，可以直接插在头上；其果实紫红色，芳香浓郁，辛辣而苦，可以制作成香囊佩戴。更由于它与菖蒲、艾草等具有浓烈香味的植物一样，在古人看来能够“辟恶气”，所以用来插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