字民路12号的正对面是森工站。

从12号的正门台阶下来，横穿马路再走十余步，有一小平坡，估摸两三亩地的大小，四周被房子和围墙圈起，形成一个矩形的院落。小时候，觉得这里是大天地，空旷得可以自由奔跑，角落的沙子地可以满足所有孩子的城堡梦。那年月，只要天气晴好，小伙伴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这个叫森工站的大院里玩耍。

森工站是林业局下属的工作站，从我有记忆起，街坊们十句不离森工站。站里的工作人员有四五人，大致是做些森林资源管理、林木看护或日常审核登记之类的工作。每天上班的空隙，他们也会和街坊拉家常，时不时地调侃那些在沙地上、木头堆里玩得很疯的我们。

隔三差五，会有一车一车的木头运往森工站，都是被砍伐的整根整根的树身。这些木头，粗壮且长的是杉木，短的是松木，但松木的直径要比杉木大得多。树身都是头朝外尾朝内，整齐地叠堆着，有的裹着树皮，也有的是光镗的，树皮早已抢先被人扒光。

刚被砍伐的树身运到森工站时，站里的大叔大姨就会开始忙碌，附近的男孩们也会兴奋地跑来蹭热度。大叔一遍一遍地吼着，骂骂咧咧地让他们闪开。通常是越骂，我们越欢快，我们在琢磨地形，为接下来的游戏抢占先机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电脑，没有网络游戏，男孩们最爱玩打仗的游戏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受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影响。而森工站，的确是最好的“战场”。木头卸了后，树身与树身之间横躺叠放，整齐有序，堆得像小山，也有些像戏台。山台之间有夹缝，又像战壕。字民路上半大的男孩率领自己的小分队，分好敌我，就开始弛聘疆场、攻城掠地，在高高低低的树身上爬上窜下地火拼，直到汗流浃背，日落西山。偶尔也会有刮擦和受伤，免不了被大人训斥，但男孩们心大，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痛，没几天又生龙活虎地来了。

经过几天太阳暴晒后的木头，常常会吸引一些大人小孩结伴来森工站剥树皮，没上学前，我也时常跟着姐姐去剥树皮。站里规定，树干不许砍不许偷，但树皮可以剥，可能也是因为木头加工成板材时，这些树皮没什么用。

树皮通常用手剥，老练的大人会带上趁手的工具，效率会高一点。干透的树皮是很好剥的，遇上厚实的树皮，稍稍用铲子铲浮，就可以整根整根地顺道剥离下来。外层的剥光后，若是树身纤巧的，大人们会把树身的阴阳面翻一翻，继续剥。笨重的树身挪不动，就把手伸进木头缝里剥，实在剥不了也就作罢。剥树皮要讲究一点技巧，否则很容易被扎伤，尤其是那些毫米级的刺，拔不出来，手指会疼好几天。

我住在字民路时，奶奶家的厨房还是用柴火灶头，剥下来的树皮就是柴火灶最好的燃料。每次，我的小身板抱着一团树皮回家，就会得到奶奶一顿夸，搞得自己很有成就感。其实，弄回来的树皮顶多也只够烧一次，但我乐此不疲。

有时，树皮上带有松脂，小时候拿着火钳坐在灶尾火炉边，一点一点地添加树皮，看着灶膛里被熔化的树脂慢慢地流淌，然后被引燃，发出细微的声响，整个厨房都会弥漫着树脂的清香，好闻极了。

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燃气灶开始在小城镇普及。家中刚添置燃气灶时，奶奶还是会柴火灶和燃气灶兼顾着用。后来，慢慢地以燃气灶为主。再后来，柴火灶就渐渐荒废了，我也因此少了诸多乐趣。

柴火灶不用了，剥树皮就成了游戏项目。每年的寒暑假，家里的孩子都会到奶奶家度假，我会带着弟弟妹妹去森工站，比一比谁的树皮剥得多，谁的堡垒搭得好……年复一年，童年就这样过去了。

如今，森工站早已不复存在，取代它的是几幢住宅楼。年少的森工站，却成为《人生》这部电影中一个简短而美妙的片段，每每回望总如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