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钦堂广袤的田野中，有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在随风飘动，那居然是由彩色水稻构成的。身处大洋彼岸的我，时时惦念家乡，特别是看到自己洒过汗水的地方有如此绚烂的景象，心中的惊喜，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的。

我的思绪，也从这里打开……

1967年，建德大旱，我的启蒙老师——水利干部、退伍军官程希贤、周碧春夫妇，带着我到当时的乾潭区抗旱。因连续劳累，周碧春老师开始气急、气喘，人又黑又瘦，但仍然天天战斗在抗旱第一线，直到抗旱结束。经检查，老周患上了癌症。她一边治疗，一边还是乐观地工作。丈夫程希贤对她关爱照顾有加，她也一直得到水电局领导的关怀，老周战胜了病魔，得以高寿。

钦堂一定要有大水库才行，这是钦堂人多年来的愿望。20世纪70年代，胜利水库应运上马。钦堂的农民群众在公社、大队干部的带领下，硬是靠土办法，肩挑手推，建造水坝。

为了扩大灌溉，建造梯级水电站，还要修建一条渠道，这在当时来说，是一个浩大的工程。尤其是大溪边村，这里是个大山坳，水如何过得去？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说：自古以来，水都是往低处流的，有谁见过水会上天？我们要在大溪边修一座天桥，让水从天上走。不过这要大家的努力。

过水的天桥也叫渡槽。在缺乏木材、石料、水泥、经费，特别是缺乏建造经验的情况下，水电局王高烈局长放手让一位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工人来承担设计，后来，浙江大学土木系的汪如泽教授为他提供了大量资料，并利用业余时间为他讲解。省交通设计院道路桥梁室的权威王家骏，为他具体讲解了有关渡槽的设计建造知识。杭州市水电设计院的江岳来高工更是不辞辛劳，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实地指导，兄弟地区的水利局，也都寄来了可供参考的渡槽设计图……

经过这位土专家的努力，大溪边渡槽设计图终于出来了。但是，由谁来承建，这又是一个问题。大溪边村的村民主动挑起了这副重担。但他们都是常年握锄头的手啊，从来没有扎过钢筋，没有立过木模，没有浇筑过钢筋混凝土预制件，更没有登高作业的经验。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，连渡槽长啥样都不知道。王高烈就安排大家外出参观取经。施工期间，王高烈自始自终都在现场指挥。有一次，他的脚扭伤了，可他不听公社医生的劝告，一直坚持在工地，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。他还多次教导我们：“一个人，一定要懂得融入集体，发挥集体的力量，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力量，才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。”这话让我永远铭记，受益终身。

水工队的方树荣师傅、王子全师傅、蔡建中师傅负责自制吊装设备；吊装时，水电股的股长项本鸿一马当先，大家和水工队的师傅们群策群力，在两头山上拉起了钢束，登上高空……方师傅是电工，却是真正的自学成才，兼当起了起重技工。钦堂的农民关关做成了复杂的木模，向健等青年农民扎起了要求很高的加筋钢丝网，砌筑了整齐美观的浆砌石。他们胆大心细，一次次登上高空作业，一手老茧、两脚泥巴，一个个都成了能工巧匠。

渡槽的建设，也离不开高人的指点。华东勘察设计院测量队的方公望先生，多次不辞辛苦，帮助指导渡槽的精密控制测量；华东勘察设计院科研所的科学家包银鸿女士，带队一次次登上高空，用处于世界前沿的新材料，成功修复了其中一根拱肋因意外失稳而产生的裂缝。

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困难一个接一个被克服，渡槽终于大功告成了。著名画家寿崇德为其题写了“溪西飞渡”四个字，高挂在渡槽上，远远望去，气势非凡。

渡槽的建成，大大鼓舞了各大队修水渠的信心。那位大队支书没有食言，他带头挑重担，硬木扁担压得弯弯的。要知道，他们分摊的那一段渠道，地质复杂，是最难修的，却最早完成。

清澈的渠水淙淙流入稻田，大溪边水电站也顺利发电了。当时的钦堂人，别提有多高兴啊！

这个渡槽，获得了浙江省和杭州市的科技进步奖，有关论文获杭州市水利局科技论文一等奖。还在全国五十多万座渡槽的评选中脱颖而出。该渡槽的全套图纸被收入《全国小型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图册渡槽分册》。

一位华东水电研究院的科学家到现场看过后，怎么也不相信这条渡槽的设计会出自一位初中毕业的工人之手。他特地改变行程到新安江，到水电局档案室查看所有设计稿，才终于相信了事实，他不无感慨地说：勿容易，实在勿容易。

后来，这位工人被破格提拔为助理工程师，被选拔为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，受到在京全体中央领导的接见。他自学成才的事迹还上了报。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渡槽仍完好无损地高高矗立在钦堂大溪边。每当我仰望着这座渡槽，眼前都会浮现出当年那批党员、干部、技术人员以及农民群众团结协作的画面，我为他们的精神而深深感动，他们爱国爱家的精神，值得我们好好传承并发扬光大。

（作者系香港建德同乡会副会长）

 

建设中的渡槽（1）

 

建设中的渡槽（2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