梅城，虽然今天只是建德下辖的一个镇，但自从三国孙吴黄武四年置县以来，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，而且，宋元以来，历为州、府、路治所在地，古称睦州、严州，是钱塘江上游徽州与下游杭州之间，唯一的一座州府。尤其是明初建省以来，严州作为全省十一个州府之一，地位仅次于省会杭州而位列浙江第二。

梅城的得名，《建德县志》是这样叙述的：“建德城即严州城，俗称梅花城，以临江一段雉堞半作梅花形故也。”

建德梅城三江口，是钱塘江上游南北源合流之处。

三江口有一个特别的村——“九姓渔民村”。

所谓九姓，通常指的是“陈、钱、孙、许、何、叶、林、李、袁”九种姓氏。数百年来，这是一个被歧视为“贱民”的水上部族。他们以船为家，在钱塘江流域从事捕捞、撑船、背纤等种种苦活，不准上岸居住，不准与岸上人通婚，也不准读书应试，而官家有事还要应召服役。因多数以捕鱼为生，故也被称为“九姓渔船”或“九姓渔户”。

关于九姓渔民的来源，有多种说法。最被认可的一种，就是元朝末年，陈友谅与朱元璋争霸败亡之后，他的族人与部属被朱元璋贬入渔籍，并改从贱业，男为船户女为流娼，永世不得上岸陆居。

九姓渔民自己也认定祖先就是陈友谅的部属。他们去世出殡时有一个世代相传的风俗，丧礼上必须要有一把黄纸伞和一块“铭旌”。因为黄伞与“铭旌”，也就是灵幡，只有王家才能使用，这或许是称过“汉王”的陈友谅，留给子孙的唯一记忆。

他们的婚礼也非常特别。比如，整个过程，女方船与男方船不能碰到，否则会被视为不吉利；又如，停泊时，男方的船一定要在上水，而女方的船则只能在下水；而新郎进入新娘的船舱，不能走舱门，只能爬上船篷，从篷顶跃入船尾，进入舱内。

婚礼最特殊的环节是“抛新娘”。新娘坐在红漆木盆中，由娘家的四个长辈抬起，先在自家船上绕着桅杆转三圈，表示惜别，之后抛给男方船上的四个壮汉。他们接过喜盆后，也要在自家船上绕着桅杆转三圈，意为“落地生根”。此时鼓乐齐鸣，烟花爆竹响成一片，将整个婚礼推向高潮。

如今，水上婚礼已经成为三江口渔村的表演项目，很受游客欢迎。不过，很少有外人知道，这种另类婚俗的背后，有着一段沉重而凄凉的历史。

元至正二十三年，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。这场战争双方各投兵力数十万，历时三十七天，被视为中世纪世界最大规模的水战。农历八月二十六日，陈友谅中箭身亡。

“友谅亡，天下不难定也。”打败陈友谅的次年，朱元璋开始以“皇帝圣旨，吴王令旨”的名义发布命令。尘埃就此落定。当鄱阳湖的失败者，黯然踏上富春江的船板，一个名为“大明”的王朝，出现了。

“老子严江七十翁，年年江上住船篷。早年打败朱洪武，五百年前真威风！”——梅城渔歌

“九姓渔民”遍布钱塘江流域，兰溪的茭白船，其实也是他们的一支。不过，他们最集中的聚居地，就是梅城的三江口一带。

船民生涯，被称为“神仙老虎狗。”如果顺风顺水，驾长只要坐在船尾拉绳调帆，朝发夕至，快活如神仙；如遇滩江上水，无论冬夏，急水处都要下水，将船只前拉后推，嘴里呼喝如虎啸；船逆水上行，则需要拉纤，有时船重吃水，纤夫四肢着地爬行如狗，苦不堪言。

纤夫，应该算是富春江上最苦的行当。在他们中，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。说他们的祖先，原本都在朝里做官，只是嫌天天捧着朝笏版太麻烦，便在两头钻上洞，穿了绳子背在肩上。哪知道这么一改，就将朝笏版改成了纤笏版，世世代代成了富春江上的背纤人。

这虽然是个纤夫用以自嘲的笑话，但“九姓渔民”的来源中，在陈友谅部属之外，也有一种南宋遗民后裔的说法。元亡南宋之后，士大夫不甘失败，但又无力回天，便学不食周粟的伯夷、叔齐，舍陆登舟，不踏元人领土，以明誓死不降之志。

某种程度上，严子陵钓台，也在默默支持这种说法。钓台分为东西两台，西台也被称为谢翱台。谢翱，南宋末年诗人、爱国志士，倾尽家财组织乡兵，协助文天祥抗元，失败后避地浙东。公元1290年，文天祥遇难的第八年，他披麻戴孝登临此台，面北痛哭祭之。

千年之后，这座东汉的古台，就这样见证了另一个王朝的覆灭。

 

 

 

 

(郑骁锋，浙江永康人，独立写作者。已出版作品：《逆旅千秋》《本草春秋》《眼底沧桑》《落日苍茫》等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