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6月28日，新安江水库首次开闸泄洪。

 

新安江水电站大坝是1959年9月开始蓄水的。1960年4月，第一台机组发电。1965年12月，电站全面竣工。1966年7月12日，为了测试溢洪道功能，开启9孔溢洪，大坝经受住了考验。

1983年6月，新安江水库上游普降大雨，水位急剧上涨。到了6月28日，水位已经突破107米，为水库建成以来最高水位，国务院决定开闸泄洪。

听说要泄洪，作为当时建德人民广播站记者的我坐不住了，这可是头条新闻啊！但是，那天正好我值班，通讯员的稿件要下午3点以后通过邮局送来，编播组其他记者都去现场了，我赶紧寻找现存的稿件，赶在中午12点之前，把当天的“建德新闻”编好，交给播音员后，中饭也顾不上吃，找了一辆自行车，飞快地赶到电厂。

大坝前已是人山人海，桥头是第一道防线，有工人纠察队把守。我掏出单位发的红塑料皮记者证，纠察队才让我进。到了第二道防线，有驻厂武警部队和纠察队联合把守，我的记者证又发挥了作用。到了厂房，里面已经聚集了很多人，通往电梯的甬道早已被挤得水泄不通。我奋力拨开一个个肩膀，挤到电梯门口，给纠察队员出示记者证，顺利地上到坝顶。

电梯间旁边就是临时会议室，浙江省水利厅钟厅长主持泄洪任务，他手里拿着国务院的泄洪令。参加会议的除了电厂主要领导和技术权威，都是上下游各市县区的主要领导，建德的张义根书记也在场。当时会议开得很胶着，原定12点泄洪，一直到16点都实施不了。电厂和下游的领导力争缓泄，理由是，大坝设计泄洪水位是107米，但是是有余地的，因为大坝建成24年来从未泄过洪，下游两岸几乎没有泄洪防洪意识，码头、厂房、库房、民房、宾馆、酒店、小型桥梁、农田、船只等等，无数设施设备根本来不及搬迁，尤其航运，在当时还是很重要的交通货运、客运渠道，另外，建德的化工、食品、水泥、石料、煤炭、味精等对航运有很大依赖的企业都在江边。

尽管意见不统一，但国务院已经批复，这洪还是要泄的。最后，钟厅长决定：下午5点30分开闸泄洪。

我立即跟着电厂工程技术人员跑到五号闸门。

指挥员举着手旗，衔着口哨。司机在龙门吊上注视着指挥员。我打开录音机，拿起话筒：“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我是建德人民广播站记者话丁。今天是1983年6月28日，现在是下午5点30分，我在新安江水电站坝顶五号闸门为你做现场报道。新安江水库第一次泄洪……”

“嘘——”“哐当——”“嘘——”“哐当——”哨声一响，闸门一点一点提升，水声从“丝丝”到“哗哗”，最后到“轰轰”。我又赶紧跑到坝前沿口，报道库水倾泄的壮观场景。由于当时的捕捞技术和拦网技术落后，有很多鱼从溢洪口飞射而出，在白色飞瀑之上腾跃，引起大家惊呼。

之后，我又找厂长采访。厂长忙得不可开交，坝底南岸的变电系统因泄洪发生故障，厂长把总工程师介绍给我，总工向我介绍了上游流量，目前的水库水位，以及泄洪的相关技术情况。

我想，首次泄洪，意义非凡，必须要采访最高领导，好在最后钟厅长回答了我的提问。

采访结束，我赶紧下坝。可是从原路已经无法返回，只有从北岸的上坝公路下到厂办公楼前。我赶回广播站，已经是晚上7点多了，赶紧到制作机房，制作现场录音报道。但广播站领导表示，这条新闻还是要再考虑考虑。

我不甘心，继续制作，想着明天说不定领导开会后会用。制作完成后，我突然想起浙江人民广播电台，他们没有来记者，于是，我拨通省台通联部电话。对方很急切，要求我马上送去。我答第二天送。

节目带制作好已是深夜了。早班客车是6点开车，我怕睡过头，就在沙发上坐到天亮。

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旅途奔波，终于在吃中饭前到达杭州武林门车站。当时的我刚刚参加广播工作，没有去过浙江台，一路找警察问路，终于找到浙江台，把节目带交给了相关负责人。

6月29日傍晚，我早早地候在广播站播出机房，早上6点，浙江人民广播电台“浙江新闻联播”第一条就播出了我在新安江水电站坝顶的播音。我的建德普通话，上了省台头条，让我终生难忘。

 

2020年7月8日，新安江水库首次开9孔泄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