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世纪90年代末，钢筋水泥建起的商品房，开始在梅城四处拔地而起，市民路12号中曾经的原住民，也陆陆续续地搬离老屋。

袁老伯和老姆正式离开市民路12号是2012年的夏天。那年的某个午后，姐姐发信息来说：过些日子，我要将父母接出老屋。有空多回老屋吧，晚了就没有你熟悉的面孔了。收到信息的瞬间，竟不知是该为老伯老姆住上新居而欢喜，还是为老屋的衰败而忧伤。可是心里清楚，再回老屋，已没有氤氲的茶水等候了。

老屋老了，老到对市民路12号一往情深的姐姐，再也不安心让父母做最后的留守者。在这个房市火热时代，市民路12号就像失去灵魂与声息，在社会进步中，日渐斑驳破败和被遗忘。

姐姐其实是不舍的，她的第二条信息紧随而来：不是太闲，就是年纪大了，才会对老屋生出眷恋，那里有太多的回忆。末了，又自嘲一番。这就是老屋里的姐姐，念旧并执着。在我搬出市民路12号之后的许多年，依然无法割舍对老屋的深情与牵挂，与善良朴实、饱含幽思的姐姐不无关系。想起姐姐，总似有清风拂面。

我不记得当年怎样走进老屋，怎样认识姐姐。只是在日后姐姐不断的叙述中，知道自己第一次进老屋的情景：烫着卷发，肤白脸圆，胖嘟嘟，怯生生地躲在奶奶身后，像极了害羞版的秀兰·邓波儿。这是姐姐在人前不厌其烦的形容。那年，我六岁。我是在过了少不更事的年月后，才逐渐明白姐姐的这种喜欢，其实是夹着某种心疼与呵护，那种感觉就像母亲在人前夸耀自己的孩子一样。姐姐年长我四岁，在我稍稍懂事之后，姐姐对我每一次陪伴和叮嘱，我都会恍惚到仿若母亲在身旁。

当年的老屋，木结构，四面房屋皆相互联属。奶奶家住在二进楼道的第一家，与姐姐家隔着一道木板墙。每天天蒙蒙亮，姐姐就蹑手蹑脚经过奶奶家，然后走出楼道去上学。尽管如此，我仍会在睡梦中听见姐姐轻踩楼道的声音，于是顷刻间呼喊“姐姐”，姐姐这时才恢复自然的步势，笑音从门板外传来：多睡会，我去上学啦！有时，醒晚了，急急地对着木板墙喊“姐姐，姐姐”，已听不到回应，幼小的心灵怅然若失。然后，在临近中午或是傍晚时分，坐在老屋的石阶上盼着姐姐放学。姐姐回家，楼道上少不了来来往往的脚蹬声。我通常都会顺应姐姐的呼喊，乖巧地出现在她面前，看着姐姐摆弄一张纸片，一个布头，心里都会很满足与快乐。

十岁那年，父母离异。我正式转学到梅城，从此在老屋安定下来。那个物质与精神都匮乏的年代，除了奶奶，姐姐成了我第二个朝夕相伴的人。姐姐总是会想着法子让我快乐，会在老屋像模像样地架起煤油炉，摆起小铝锅，再从水桶里捞出两条年糕，煞有介事地为我张罗点心；有时家里实在没吃的，就索性泡个酱油汤，两人也能喝得稀里哗啦。类似这样的场景，举不胜举，冬天生起火盆烤地瓜，夏天带我去森工站手剥树皮，周末摆起桌凳教我识字让我背诗，饭后一起跳皮筋，甚至如厕也要凑在一起……每一段往事，在日后回忆起来，都是满满的温情。

姐姐是一个文弱纤瘦如林黛玉一样的姐姐，从孩提时就坚持以一种保护的姿势站在我的身后，不让我孤单，不让我怯弱，一站几十年，不离不弃。姐姐出嫁后，每每我回市民路12号，站在老屋的天井下，仰望那扇熟悉的姐姐家门时，就会想起姐姐的呼唤，姐姐的目光，想起她一边笑一边流着泪的神情。姐姐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强势时，让人感受到她的力量无穷；柔软时，一颔首一举手，便可以顷刻流泪。如果说，父母离异是我童年里的阴影，姐姐就是我童年里的那一束光。姐姐用她的细腻与真情，陪我走过人生的四季，一路为我哭、为我笑、为我祈福。

我是在中年以后才明白，人的性情，是有气韵的，就像从市民路12号走出来的姐姐，无论居住在多么热闹的街市，处在多么繁杂的人群，亦或青春褪尽，身上永远都带有老屋的恬静与良善。她的情谊，深敛如老屋。

而我，怀着一份在俗世中无法安放的天真，一次次徜徉在老屋的怀抱中，徜徉在姐姐追随的目光里，在年轮的交错中，以一种和姐姐一样的执着与念旧，走向不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