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色擦亮，江风吹得城头旗帜猎猎作响。随着澄清门鼓楼里的鼓声响起，城外黄浦街的商贩们推着装满货物的推车吱吱呀呀进城，城内的百姓也挽着篮子出城采购。

这是1300多年来严州古城稀松平常的早晨，亦是建德古城近1800年浩瀚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珠。

倾听严州，看见古城，历史告诉了我们：

 

 

曾是京师门户和太子邸所

 

建德，伴随着祥瑞而生。

祥瑞在封建王朝，是时尚高端的代名词。正如皇帝自称天子，强调君权神授，而祥瑞的发生被视为天意。

根据《淳熙严州图经》记载，甘露二年农历八月，新安江的一次洪水冲上来一只元宝鼎，太守进献给吴王。吴王很高兴，封太守孙韶为建德侯。

这一记载的时序略有疏漏，但也直接证明了建德与宝鼎进献有着密切关系。吴王孙权在封孙韶为建德侯后，于公元225年置建德县，为孙韶的封地。由建德进献的宝鼎，后来还成为吴王孙皓的年号。

公元697年，因雉山县地理环境恶劣，易遭天灾人祸，武则天在官员多次上疏后，将睦州州治改设在建德县，从此开启了1300多年的州治历史。

进入北宋后，严州作为区域中心的地位大幅提升，以严州、建德军节度、建德府等身份存在，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在继承皇位成为宋太宗之前，曾任严州防御使，随后严州经常成为皇太子继位之前的住所。

南宋定都杭州后，严州成为近畿之地，一跃成为京师门户和战略要地，“严州不守，临安必危”的说法由此而来。彼时，朝廷官员、军队商贾、旅人物资，日夜往返上下，为临安“参差十万人家”日用之物作重要支撑，出现了“千车辚辚，百帆隐隐，日过其前”的繁华景象。

到了南宋末年，严州已是“隔江三千家，一抹烟霭间”的“江左繁雄郡”。元明清定都北京后，建德政治地位略有下降。但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、山区开发加快、人口迅速增长，位于钱塘江咽喉的严州经济加速发展，经济地位和作用也随之提升。到清朝末年，严州府的建制未发生明显变化。

 

 

城墙三次重要修筑

 

对于古城而言，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城墙。严州的城墙主要是因军事防御而生，其次是防御洪涝灾害。历史上曾三次修筑城墙，分别是公元884年唐朝陈晟、公元1121年北宋周格和公元1361年明将李文忠，这三次修筑使得城池格局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。

从面积和周长上来看，唐朝时最大，城池周长超过10公里，但是建筑材料简单，用的是夯土墙。宋朝方腊起义以后，军事防御显得特别重要，所以城池越修越小，周长缩减了近三分之一，周长只有7.36公里。明初李文忠修的最小，城市面积仅1.02平方公里，是唐朝的四分之一。

虽然城区在缩小，但是严州的影响力却在不断扩大，由于水运和陆上交通都很发达，严州成为钱塘江中游的交通枢纽。水上交通工具有小舟和帆船，所以在严州，造船厂有不少。明朝时，严州负责漕运的浅船就有97只，每年要运送344万斤粮食给朝廷。即便是在三河、白沙这些小港口，也配备了哨船5只，负责在江上巡查治安和护送往来官员。

 

城北当官 城南生活 城东求学

 

从整座城市布局看，严州古城背山面河，地势北高南低，与其他古城相似的是，城市的行政、军事、商贸、生活区块划分严格。城市格局是由街道巷弄相隔的棋盘型，设计时还采用了典型的“夹城作河”的南方城市形制，而且这个格局从南宋以来延续千年，异常稳定。

府衙处于城池正北，一条大街直通南门达江，将府城一分为二；老百姓主要居住在城南部分，临江方便取水。因为城南临江，也容易遭水淹，到明清以后才完成城南堤坝修建。所以宋代时，严州城北才是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，到了明清以后，经济中心逐渐移到城南。清朝，城外还有上黄浦和下黄浦两条街道，是安徽人聚居做生意的闹市。

另外，在唐朝时，严州人就可以游览西湖了，但直到明朝嘉靖年间才能游览东湖。康熙十一年（公元1672年）通过疏浚工程和修筑堤坝，才形成现在的西湖、江家塘、宋家湖再到东湖的水系网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1901年，在东湖放了一只石刻水牛，用来镇东湖内涝，传说中水牛后来被推到了湖底。在去年考古发掘中，牛身基本找到，只差牛头前半部分还未找到。

总体来说，严州人的一天是这么度过的：清早推开位于城南的家门，去城外黄浦街买徽州人运来的便宜货，然后去城北的县衙或者府衙办点公事，比如交税。祈福则要去城东或者城西的祠庙或者道观。

读书的孩子们，每年农历二月会经过东湖旁边的攀龙附凤坊，参加建德县学的“统考”（县试），两个月后在城北府学里参加府试。每年严州府衙录取的生员名额很有限，每科取进文生25人、武生20人，通过考试的就可以称为秀才了。

 

严州十二坊和114座牌坊

 

看过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人都知道，唐代首都长安人的聚居地以坊相称，坊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基层管理组织。在严州古城，宋朝时古城规格较大的坊有12个，清朝改称为“庄”，但无论名称怎么变化，格局大体不变。

居住在坊内的老百姓，既有官员，也有商人、农民，甚至外地人，大家居住在一个坊内，就要接受保正的管理，统一交税和服役。明朝规定，一个坊必须雇佣巡逻队，设队长一名和队员四人，队长每季度工资二三两银子，队员则只有一二两。

万历时期，一两银子可以买120斤米。按照现在米价3元一斤来换算，队员一年收入就是2520元。而那时坊内卖菜、卖豆腐为生的穷人家积蓄只有10.8元，每年仅巡逻费就要交21.6元。后来经过府衙向万历皇帝申请，按照应交税人员的人丁均摊办法收钱，极大地减轻了百姓负担。

以坊为单位的负责人除了统一交税、服役，还要接受上级的平安考核，维护坊内和谐稳定大局，引导人们积极向善。矗立在坊门前的牌坊就是百姓眼里的无上荣光。

据说到清末为止，州城内共建有各种主题的牌坊114座，这些牌坊全为石质，大多五层飞檐，雕刻精美，保留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尚有19座，后来在十年浩劫中尽数被毁。被毁的牌坊一部分在大坝底，剩下的在影剧院区块，考古发掘出来三千多件残件。

一座牌坊就是一部历史、一部传记，记录了人间的悲欢荣辱、功过成败。思范坊、都宪坊、宪台坊为严州的名官所建，清朝耳目坊为毛一鹭所建，为科举登科而立的牌坊有三元坊、状元坊、祖孙科甲坊、世登金榜坊等。

千古兴替，历史变迁，没有洗去古城昔日的荣光，它的显赫历史名声，宛如一座巍峨的丰碑，始终矗立在人们的心头。

 

 

（记者  胡燕群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