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过得很快，这好日子没过几年，轰轰烈烈的“文革”就开始了。父母所在的剧团解散了，母亲被安排在梅城庙弄里的一家水果批发部工作。母亲演员出身，转行干这活，也真苦了她。父亲由于历史问题比较“严重”，处境比母亲更惨，他被安排在洋溪青龙头砖瓦厂工作。砖瓦厂工作又累又脏，这对于一个体重只有一百余斤的人来说，简直是要他的命。

后来我母亲被调到新安江梅林水果店工作，从此，我们全家人的户口都从梅城转到了新安江。全家的固定生活开支都从母亲每月28元的工资里开支，后来陆陆续续又添加了妹妹、弟弟，而且我们仨都要上学读书，这生活压力就更重了。

以前，父亲除了会画布景，一点其他的本领都没有。自从离开了剧团，他就失业了。可是为了减轻母亲的压力，他学会了补搪瓷、补雨伞、补胶鞋，最后还学会了油漆技术。

父亲除了在社会底层讨生活，还要经常接受批斗。在一次批斗中，有人揭发父亲是国民党军校毕业的，并且在国民党部队工作过。在我的心目中，父亲是那么的慈祥、老实、忠厚、敢担当，怎么会是国民党呢？有人要我们和父亲划清界线。那时，我不懂事，当面和父亲说，我要和你划清界线。父亲用他那无奈的眼神痛苦地看着我，什么话也没说。

有一次，父亲和其他几个人“有问题”的人被带到白沙镇政府对面的“五一俱乐部”里接受批斗，我也跟着去了。走到“五一俱乐部”门口，只见墙上颠倒写着父亲的名字，并打上一个大大的红×。批斗会开始了，有人宣布，把国民党中统特务王某押上台，父亲被一左一右两个红卫兵押了上台，并被抓住头发往上抬，让他亮相。这一幕，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。

接受完批斗，父亲还要赶到工地上去工作。那时，他在县建筑公司做油漆工，每天起早摸黑，还要爬高作业，其中的辛苦就不必多说了。工作这么辛苦，精神上的压力又那么大，可是父亲还是挤时间学习。他每天都要去新华书店，书店里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。他去书店，一般都不会空手回来，手里总有一两本新书。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是不会烧菜的，但他会去邮局订阅全年的《中国烹饪》杂志；父亲不会看病，但他买了好多中医方面的书，比如《伤寒杂病论》《本草纲目》等等。

父亲喜欢练字，他写的字很方正，他常和我说，练字要练正楷，一笔一划都不能马虎，这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，做人要正派、正直，不能做亏心事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父亲恢复了名誉，过去的所谓历史问题统统一笔勾销。在父亲最后的告别仪式上，中共建德市委统战部也为父亲献上了花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