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厂里干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就跟着师父下乡了。第一个师父姓任，永康人。带我到了下涯源里的大堰头造房子。

秋高气爽，太阳不猛，农村人称“八月乌”，正是露天造房子的好季节。但是干了没几天，我就被师父“辞退”了，回到厂里，重新分配。当时年纪太小，不懂事，并没有当回事。其实是师父不要你了，性质是很严重的。现在想起来，可能一是我年纪太小，干活不利索，连帮师父拉锯子都蹲不下来。后来才知道，下手拉锯子的时候只能蹲下一只脚，脚后跟必须踮起来，屁股坐在脚后跟上，另一只脚前伸，这样才能保持重心稳定，而且可以换脚，不会太累。但是师父没有明说，要你自己看。旧时学艺全靠看和记，师父是不会像老师那样来教你的，有句行话叫“七孔八窍”，就看你开不开窍；二来是并没有确定师徒关系，师父看着我不像是个可造之材，不符合他心目中徒弟的样子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嫌麻烦。下乡干活，师徒二人不光是“同劳动”，还得要“同生活”，同吃同住同劳动还要两个人同睡一张床，比起改造知识分子的“三同”还要多上一同，所以说师徒同父子。新社会没有旧时拜师收徒那一套老规矩，也没有签订什么合同，来和去都十分自由，不存在什么约束力。带徒弟没有什么好处，却要增添许多麻烦，想想师父也确实不容易。

回到厂里不久，厂长给我安排了另外一个师父，年纪要轻一点，姓许，东阳南马人。年少气盛，对自己的手艺十分自负，常爱在工厂里显摆一下。不过他也确实有两下子，不仅做得快，而且做得好，大概厂长用了什么激将法，他收下了我这个徒弟。

旧时手艺圈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即每个人都有一个干活的“圈子”，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做业务范围吧，就像城市里头卖苦力、拉洋车甚至地痞流氓一样，各人（帮）都有明确的地界（势力范围），同行者不得越界“抢生意”，否则，轻则被人视为“不懂规矩”，遭人嗤笑；重则还会招来报复，砸了饭碗。新到一地开辟“码头”，则要拜见当地的老师傅或在地面上有威望的人，求得他们的认可和支持，才能安心干活。

许师傅的干活圈子在下涯的黄饶一带，这是个十分富饶的地方。新安江流经这里，被往南凸出的平山阻挡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U字形，好像黄河的河套地区，新安江的激流被迫放慢了奔腾的脚步，堆积起了厚厚的滩地，土质十分肥沃，粮食产量很高。因为是沙质土，适宜种植豆类，如大豆、蚕豆和豌豆等，还有花生，在这里经常能够吃到炒佛豆、炒花生，感觉就像过节一样。当时农业是以粮为纲，杂粮很少，花生就更加稀罕了，只有在过年或“讨新娘子”（结婚）的时候才能吃上几颗，十分金贵。

经过“辞退”的风波，我已经尝到了人间的酸甜苦辣，学会了忍耐，活路也有些熟套了，在师父的责骂声中渐渐地成长起来，成为东家眼里的“小木师傅”了。农村干活，十分辛苦，每天10个小时以上的劳动时间，尤其是夏天，天亮得很早，太阳下山很迟，中午时分，特别难熬，手艺人是从来没有午睡这一说的。你想想，你在人家家里干活，中午要睡午觉，岂不荒唐！那时的农村，连闹钟都是个稀罕物，就别说手表了，真个是“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”，完全是“看天吃饭（干活）”。话说回来，即使有手表，你也得按照太阳的出没运行来安排作息时间，根本没有按时上下班之说。有时实在困得不行，只能把刨子的刀片退下来，坐着磨一会儿刨铁，以解困乏。

据地方志记载，黄饶是唐代农民起义领袖黄巢饶（绕）过的地方，但是我总觉得黄饶的“饶”应该是富饶的饶的意思。事实上，黄饶也确实是建德有名的富裕村，合作化时期的分红达到1元（按每天10分工计算）以上，这在普遍只有几毛钱分红的当时，堪称奇迹了。黄饶的村民都很好客，对手艺人（当地人称之为“师傅匠”）十分敬重，“歇夜”（下班收工）之后，常常会炒一些熟食给我们吃，有番薯片，有炒佛豆，甚至于炒花生这样的稀罕物品，这样的待遇真个堪称奢侈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