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正月，范仲淹来到睦州（今梅城镇）任知州，他首先要做的事是兴办学校。睦州府属孔庙原在府治东南隅，在今小南门（福运门）东北面（原建德县针织厂一带）。北宋雍熙二年（985年），睦州知州田锡将孔庙迁到西北隅（今严州中学所在地）。元朝末年严州府孔庙毁于战火，明朝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在孔庙旧址上重建，洪武七年（1374年），知府赵士敏将府属孔庙迁到三元桥西侧（今严师附小所在地）。据（淳熙严州图经·学校）记载：“至圣文宣王庙，在城东南隅，国朝雍熙二年，知州田锡迁于城西北隅，即庙建学以教诸生。景祐中知州范仲淹始建堂、宇、斋、庑。”（见中华书局《宋元方志丛刊·淳熙严州图经》第五册第4288页）。范仲淹在视察孔庙和书院时，发现睦州府属孔庙破旧，师生上课和住宿都成问题，决定拨款扩建明伦堂、联辉堂，东西两侧的时习、近思、克己、笃志等四斋，以及两庑，使睦州府属孔庙焕然一新。

富春江七里泷严子陵钓台原先有座严陵祠，由于年久失修，倒塌多年，范仲淹非常敬佩严子陵不慕权贵、不贪荣禄的高风亮节，决定拨款“重建严先生祠堂，复其子孙四家而奉祠焉。以从事章岷往构堂，召会稽僧悦躬图其像于堂，自为文以记之。与邵餗先生求篆额。又图唐处士方干像于堂之东壁。”（见凤凰出版社《范仲淹全集》下册第728页）。严先生祠堂落成后，范仲淹派人去请会稽僧悦躬画严子陵像于祠堂中央，又画唐代处士方干像于堂之东壁，为此写《严先生祠堂记》。他在文章里高度赞美严子陵的品格：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。先生之德，山高水长。”范仲淹将《严先生祠堂记》送给旰江（今江西南城县）人的李泰伯看。李泰伯赞叹不止，对范仲淹说：“先生的这篇文章写出来之后，必将会在世上成名，就是一个字要改一下，如果将它改过来那就更完美了。”范仲淹很高兴地向他请教说：“是哪个字?”李泰伯说：“云山江水那一句，意义和文字很大很深，用他来修饰‘德’字，好像有点局促了，我看是否把‘先生之德’的‘德’字改成‘风’字，你看如何?”范仲淹欣然改之。

范仲淹在睦州不到半年时间，就办成了以上几件实事，受到睦州人的赞美。可有些书本上却把范仲淹没有做过的事强加到他头上，不知何因。就拿《民国建德县志》来说吧，该志云：“龙山书院，在（严州城）兴仁门外文昌阁前，宋知州范仲淹创建。”（见台湾成文出版社《民国建德县志》第115页）。笔者翻阅历代《严州府志》（包括图经）以及《建德县志》都没有范仲淹创建龙山书院的记载。据《万历严州府志》卷二十三《龙山书院记》记载：“圣天子万历之元年，临川静庵陈公以名御史来守是邦……创郭外龙山之麓为会文书院，以居之……以师儒且试阅必亲教。陈夫之孰能因其语而得其心也。是用镌石纪成尚期连茹汇进，以崇明德，以无忘夫子之功，而兹石因之不朽矣！诸君子其深念之哉。公名文焕，字汝昭，号静庵，由进士起家，历官中，外直声雅望方，以天下为己任，人以是比之文正范公云。”（见书目文献出版社《万历严州府志》第498页）事实证明龙山书院就是会文书院，创建龙山书院应该是严州知府陈文焕。徐楚的意思是陈文焕创建龙山书院可与范仲淹的“大兴学校”相提并论，同样得到世人的赞美。

《龙山书院记》的作者徐楚是严州府淳安县蜀阜人，明朝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进士，初授工部主事，后升工部郎中；历官辰州知府、广西副使、山东兵备道副使，以政绩著称，深受百姓拥戴。后调到四川任参政，因革除贿礼等陋习，得罪达官显贵，被陷害免职回家。酉阳、滇南及西蜀各地，均为他立生祠纪念。徐楚一生经历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，年九十一岁卒于淳安蜀阜家中。笔者认为这样正直的官员，又是严州本地人和当事人，他写的《龙山书院记》不会有误。再说徐楚与范仲淹无冤无仇，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一笔抹煞范仲淹创建龙山书院的政绩。

《民国建德县志》还有一条记载与前面记载自相矛盾，即说范仲淹创建龙山书院，又说项一经“创建龙山书院。”（见台湾成文出版社《民国建德县志》第205页）。项一经，字韦庵，汉阳（今福建浦城县，新编《建德县志》误为“漠阳”）人，由进士授金华府推官，康熙年间调到建德任知县，他在建德期间修葺学宫课士劝农，慇慇不懈。康熙十年（1671年），建德发生饥荒和瘟疫，项一经煮粥赈饥，施药疗病，存活者甚众。他为建德百姓做了很多善事值得赞美，至于说他创建龙山书院却事实不符。据《万历严州府志》记载：“龙山书院，在（严州）府拱辰门外乌龙山麓，今拆毁。”（见书目文献出版社《万历严州府志》第63页）。龙山书院原先在拱辰门外乌龙山麓（原新安江电子管厂宿舍所在地），明朝万历年间被拆毁，清朝康熙年间，建德知县项一经在兴仁门外重建龙山书院是事实，说项一经创建龙山书院与事实不符。由此可见，民国八年编纂的《建德县志》记载显然有误。

范仲淹在睦州期间与章岷关系甚密，他们不仅在政事上同心相契，而且时时宴集唱和。范仲淹在《与晏尚书》书信中云：“且有章（岷）、阮二从事，俱富文能琴，夙宵为会，迭唱交和，忘其形体。郑声之娱，斯实未暇。往往林僧野客，惠然投诗。其为郡之乐，有如此者。”（见凤凰出版社《范仲淹全集》上册第619页）。脍炙人口的《和章岷从事斗茶歌》留传至今。睦州府衙西北有座山，称为道场山，山上茂林修竹，鸟语花香，树林中有座亭子，当地人称为竹阁。据《淳熙严州图经》记载：“竹阁，在能仁寺南偏，范文正公守郡日喜登尝赋诗，后人更名思范。绍兴九年重葺复旧名，今废。”（见中华书局《宋元方志丛刊·淳熙严州图经》第五册第4290页）。北宋诗人刘述诗云：“竹阁寒相倚，云窗晓共开。闲身方外去，幽意静中来。声响风随箨，阴移石上苔。廷留更清夜，待月露盈杯。”明朝嘉靖四年（1453年），严州知府刘纲在竹阁“旧基建亭三间，前置重门，筑土以缭，级石以登。中肖范公像，而东莱吕公祖谦则尝教授于严郡者，故以配之……嗟夫！范、吕二公之功业垂简策，声光塞宇庙，而其政教所被，至今不泯……政法乎范，教法乎吕，严郡士民罔不欣戴。严为山水郡，号称名胜。则凡诸公之所经历者，后有所建，而俾弗谖，安知不亦同于思范耶。”（见明朝胡拱辰《思范亭记》）。范仲淹十六世孙、浙江提学范惟一于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年）到严州府视察，顺便寻访先祖范仲淹在睦州的遗迹，“有事祠下，既属韩守叔阳除其颓漏，喟然曰：我文正公非徒以相业称者也！遂奉公主居中，左宣右成，略其位而题之曰三先生祠，来请予记。”（见书目文献出版社《万历严州府志》卷二十二第492徐阶《严州重建三先生祠》）。所谓三先生，即范文正公仲淹、张宣公栻、吕成公祖谦。并建思范牌坊于祠前。后来将道场山改称为范亭山，梅城人谐以土音，称为“饭甑山”。

章岷曾经写过一首称为《陪范公登承天寺竹阁》的诗：“古寺依山起，幽轩对竹开。翠阴当昼合，凉气逼人来。夜影疏排月，秋鞭瘦竹苔。双旌容托乘，此地举茶杯。”今人将这首诗写进《严陵山水》之中。据《淳熙严州图经·学校》记载：“能仁寺在资福寺北，国朝宝元中建，名承天寺，政和六年，因上地祗徽号有承文字，改赐今名，藏太宗御书。”（见中华书局《宋元方志丛刊·淳熙严州图经》第五册第 4296页）。从《淳熙严州图经》记载来看，道场山上的承天寺是建于宋仁宗宝元年间（1038—1040），政和六年（1116年）宋徽宗赐名能仁寺。据楼钥《范文正公年谱》记载：“景祐元年甲戌，（范仲淹）年四十六。是岁春正月，出守睦州……夏六月壬申，徙苏州。”（见凤凰出版社《范仲淹全集》下册第728页）。由此而见，范仲淹和章岷在睦州共事半年时间内，道场山上的承天寺还没有建造，章岷怎么可能陪范仲淹去登承天寺竹阁呢？

据宋朝朱长文撰的《吴郡图经续记》记载：“承天寺，在（苏州）长洲县（今属苏州市吴县）西北二里。故传是梁时陆僧瓒故宅，韦苏州《登寺阁诗》云：‘时暇陟云构，晨霁澄景光。始见吴都大，十里郁苍苍。山川表明丽，湖海吞大荒。’即此寺也。”（江苏古籍出版社《吴郡图经续记》第31页）。《正德姑苏志》记载得更明确，该志云：“承天能仁禅寺，在府治北甘节坊，粱卫尉卿陆僧瓒舍宅为之。初名广德重玄寺。宋初改承天，宣和中禁称天圣皇王等字，遂改能仁。元并存故额称承天能仁。（书目文献出版社《正德姑苏志》上册第418页）。无独有偶，苏州亦有承天寺，创建于南北朝梁代，宋朝初年改为承天寺，而且到宣和年间亦改为能仁寺。事实证明这首诗是范仲淹在苏州为官期间，与章岷一起去苏州郊外游承天寺所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