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杨吉元

 

大户人家的堂前

 

一提起“堂前”，首先想到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《乌衣巷》中的两句诗：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我无法想象出王导和谢安这些豪门大族当年堂前的奢华摆设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那些燕子确确实实飞入了平常百姓之家。

每年春天，有两只燕子总会叽叽喳喳地飞到我家，然后筑巢于老屋堂前的楼板下，待到秋风渐起的时节，便带着它们的孩子飞往遥远的南方。

在农村，堂前是一个庄严肃穆的重要场所，饮食、议事、会客、宴请、婚丧以及祭祖，甚至我小时候读书，都要在堂前进行。正因为堂前具有如此尊贵之独特地位和展现脸面之显赫功能，所以堂前布置要体现出吉祥、隆重的特色。

一进大门，便可见正对面竖着几扇高高的木板，从地面直到楼板下，成一道板壁，起类似屏风隔离的作用，老家叫板障。板壁前置一长条案，长条案前是一张八仙桌，八仙桌左右两边各配一张椅子，围着八仙桌有三张长条凳。

无论富贵或贫穷，那年头，乡下人家堂前的格局几乎大体如此，差异甚小。

板壁材料以杉木为多，条件差的则用松木，大都用桐油漆过，看上去光滑油亮。按传统风俗，板壁正中需挂一幅宽大的中堂画，显得大气，两侧配对联一副，内容以礼教或治家为宜，如“绳其祖武唯耕读 贻厥孙谋在俭勤”之类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如此布置自然不可能。那时，我家板壁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标准像，两边对联为“听毛主席话，跟共产党走”，横批“祖国万岁”。画像和对联每年更换一次，但其形式和内容基本不变。

板壁前，摆一张长条案，老家叫高几。我家那张高几台面由一块整木锯成，两端有镂空雕刻的两个基座，整个长条案颇为古典厚重。只可惜基座上绣着的仕女、龙凤和花卉等浮雕都已经被凿掉了。

听父亲说，早年有钱人家的高几左右两边常常各放一个花瓶，花瓶中插有孔雀毛、雉鸡毛，有时会摆放福禄寿三星的塑像，或者供奉着神灵塑像、祖先灵位等。

在不信神的年代，花瓶神龛自无地位。记忆中，我家高几最正中有一个宝书台，木制盒装，红纸裱糊，盒子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四本《毛泽东选集》。母亲目不识丁，但每天早晨都会将宝书台擦拭得干干净净，也许在她的内心深处，书是最神圣的宝物。除此之外，高几上还会摆放汤瓶、茶碗和竹壳热水壶之类的杂用品。我读大学之后，每到过年，父亲开始摆上了香炉和蜡烛对。一到晚上，香烟袅袅，烛光亮堂，有了些许旧时的模样。

高几前面八仙桌的两侧摆放着两把红漆椅子，老家叫交椅，也有叫靠背椅、太师椅的。据说南宋时就叫交椅，时任太师的秦桧坐交椅时头总是向后仰，以致巾帻堕下，京尹吴渊为了拍秦桧的马屁，特地在交椅后部装上托背，于是有了“太师椅”的叫法。上档次的交椅古朴拙趣，造型脱俗，是权力或地位的象征。

也许受经济条件的限制，老家的交椅已经在传统款式上做了简化，用料低档，没有扶手，靠背本有的精雕细刻也几乎不见了踪影。交椅为长辈或贵宾专坐，平时自然都是父亲的宝座。只有他不在的时候，我会斗胆就位，体验一回。

八仙桌是农村家庭中的主要大型家具，老家又叫它大方桌。八仙桌形态方正，结构简单，功能实用。虽朴实无华，但却凭其端庄稳重、亲切平和而登大雅之堂。

每逢家有喜事，或者到了春节，家中宾客盈门，于是便把八仙桌前移，使之与高几有一定空隙，然后将两把交椅移到空档之间。另外三个方向配上三张长条凳或六条骨牌凳。这样，刚好够八个人就坐。

乡下人当然也重礼数，这八个位置的坐法可大有讲究。以八仙桌为参照，最尊贵的客人坐在面南背北的右侧，即左为上，右为下，男左女右，然后以此人为中心，按照一左一右的顺序，排定尊卑长幼座次。

家里如果来了客人，八仙桌两边的太师椅由谁来坐，主宾往往要谦让一番。最后要看来客的数量、客人与主人的辈分及亲疏关系、客人的身份地位等等而定。

围着八仙桌还有几张长条凳，凳子面板是一块木板，下面四条凳腿呈梯形撑开，制作甚为简单。

一般人家八仙桌只有一张，碰到家有红白大事，则需要到隔壁邻居家借。主人家依据各自的家庭条件，以及亲朋好友的多寡，预先制定出大体规模，设宴席数量。然后，请帮忙的乡亲挨家挨户借用八仙桌，顺带长条凳四张，摆在设宴地点。那时，主人家灯火通明，宾朋满座，杯盏交错，甚是热闹。

如今，城市里大多为公寓楼，屋内也就没有了堂前的概念，取而代之的是简洁的客厅。少数排屋、别墅和农村新居虽还有堂前，但随着新式家具的兴起和思想观念的改变，传统堂前稳重的布局、典雅的摆设及其儒雅的文化已经所剩不多了。

 

一般人家的堂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