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家书房众多藏书中，有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三国演义》，是我当年在部队当兵时，从唐山市新华书店购买的。这是我个人的第一套藏书，有一个特殊的经历，我特别地珍惜。

我出生在浙西山区的农村，1966年开始读小学，不巧正遇上了“文革”开始，很多优秀的书籍都被当作“封资修”禁止发行了，学校只准读规定的课本，没有课外书可读。说来真是惭愧，我从小学到高中毕业，居然没有读过一本课外书！最近，我看到著名作家余华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道：“我是在‘文革’期间读完小学和中学，十年里我没有好好学习。”这话用在我身上也挺适合的。

我真正爱上书、开始用心读书，是在1978年3月参军之后。到部队的第一个星期天，我跟随一个老兵走进连队的图书室，看到书架上摆放整齐的图书，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！从这天起，读书的种子便在我的心中悄悄扎下了根。此后，我一有空就往图书室跑，先后读完了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等名著，并对《论语》《诗经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等传统经典产生了兴趣，虽然读着有些吃力，但觉得有滋味、有启发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我浏览了国外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，比如莎士比亚的剧作、屠格涅夫的散文、泰戈尔和纪伯伦的散文诗、巴尔扎克和契诃夫的小说、普希金和海涅的诗歌，等等。

我读完了连队图书室大部分图书后，便想拥有自己的藏书了。当时，我所在的基建工程兵部队正在参加恢复新唐山建设，施工任务重，时间紧，每周只休息一天。在一个星期天上午，我骑上自行车，从部队驻地赶到唐山市区的新华书店，经过挑选，我买了一套《三国演义》，装入挎包。当我骑车回到营房时，才发现自行车书包架上的挎包和新买的书不翼而飞了！我十分懊恼，一咬牙，又骑上自行车，回到书店里重新买来一套，这就是本文开头说到的那套《三国演义》。

我在部队当兵6年，把有限的津贴几乎都用买书上了，个人藏书慢慢多起来，到1983年底退伍回乡时，我用三只大木箱把自己的藏书托运回家。当这三只大木箱运到家里时，隔壁邻居以为我把部队的什么好东西搬回家了，便围拢来看，眼巴巴地等我打开。当我费力地剪断铁丝，把木箱打开后，有人大笑，不理解我为什么搬这么些书回来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这些书既不能吃，也不能用。

但是，对我来说，这些书虽然不能吃，但却有大用处！因为我在部队当兵期间，利用节假日和空余时间不断读书写作，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，退伍回到家乡的第二个月，参加县人武部组织的专武干部招考，很快就被录取，当上了专武干部。

我在地方工作，先在乡镇上班，后被调到市机关，岗位换了多个，但这些藏书我都一直带在身边。每次搬家，藏书成为最笨重的物品，但我并不嫌累，因为藏书已经是我心中的“宝贝”！

正因为我把图书当“宝贝”，所以，我回乡工作之后，到新华书店买书的热情有增无减，一有机会，便往书店里钻。我在乡下工作时，遇到进城开会或办事，总要趁机到新华书店买书。那时手头拮据，身边带的钱不多，但想买的书却很多，于是，就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，留出回家的车票钱，其余的钱全部买书。后来，有机会到更远的地方出差或旅游，每到一个城市，别人逛商场购物，我却只往书店里钻，回家时，别人大包小包都是吃的用的，我却是沉甸甸的图书。时间一久，家中那间20多平方米的书房堆满了书。慢慢地，我的藏书和读书在当地也就小有名气了，先后被评为杭州市十大“藏书人家”、杭州市西湖读书节十大“书迷”、杭州市十佳学习型个人、浙江省优秀阅读推广人等。

如果说我是一颗读书的种子，那么新华书店就是一片沃土，几十年来我在这片沃土里不断吸取养分，滋补着自己的心灵。我在买书、藏书、读书的过程中获得了知识，享受到了乐趣，对我的工作和生活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当我接近退休的时候，面对家中近万册藏书，我产生了一个想法：让读书“独乐乐”变为“众乐乐”，把自己的藏书搬到老家乡下，与父老乡亲共享读书的快乐，播撒更多的读书种子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，我在老家乡下创办了纯公益性质的大同书院，于2011年5月31日正式开放。为此，我写了篇题为《全家合力办书院》的文章，参加杭州日报“文明在我家”主题征文活动，很快在杭州日报上登出来，并且获得了二等奖。经过6年时间的努力，我把大同书院办得颇有特色，成效显著，声名鹊起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新闻媒体都对大同书院作了宣传报道。我个人也获得了众多的荣誉，被评为浙江省2013年暑期“春泥计划”志愿服务优秀个人、浙江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、建德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。2011年10月，时任浙江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的茅临生同志来到大同书院考察后，充分肯定了书院的好做法，欣然题词：“办好书院，造福乡里。”

6年来，我除了在书院内组织中小学生、留守儿童开展各类读书活动外，每个暑假，都要驾车带几批大同、李家的乡下孩子进城到新华书店看书、买书。我这样做的目的，是想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爱书、读书的种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