□ 杨吉元

 

 

在三河公社的中心位置，有一排两层的小楼，砖混结构，临街而立。公社邮电所就在这座楼的底层。

邮电所小门漆成墨绿色，右侧有一块白底黑字的标牌，写着“三河公社邮电所”几个字。小门左侧，离地面一米多高的砖墙上，挂着一个绿色的邮箱。已经有些年数了，风吹雨淋，邮箱外漆略显斑驳。邮箱上方有一个显眼的红色五角星邮政标志，下方“中国邮政”四个小字依稀可见。红五星下面有一条缝隙，那是投信口。投信口颇小，只能塞入信封之类的小薄片，就连手指也无法伸进去。不管白天和夜晚，或者风霜和雪雨，邮箱都静静地悬挂在墙上。那时，我还小，呆看着邮箱，感到特别的神秘。每次将信件小心翼翼地从缝隙处投入时，心想：万一工作人员忘记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
邮电所营业厅只有十来个平方，空间有些小，颇显局促。地面是木板，天花板下挂着一个吊扇，营业厅中间有一个半人多高的柜台，将房间隔成内外两部分。

柜台外间摆放着一张木条凳和一张简易的长方桌。桌上放着一支蘸水笔、一瓶蓝墨水和一瓶打开的浆糊，桌面满是蓝色的印记和枯干了的浆糊。浆糊瓶边有一支毛笔，用一根细线拴在桌腿上，供粘贴信件封口和邮票之用，因使用得久了，已差不多成为秃笔。蘸水笔笔头用金属片制成，塑料笔杆粉红细长，社员在这里可用它蘸墨水写信封。

柜台内间靠墙处有一排高高的柜子，左侧木制柜子中间有许多小格子，格子里摆着杂七杂八的物件，诸如邮票、信封、信纸、汇款单、包裹单、电报纸等等，似乎还有一些部门的信件和报纸、杂志。右侧大柜子里摆着一部黑色机器，那是用来控制电话进出的总机，表面有一排圆形小孔眼，这些孔眼对应全公社几十个大队不同的电话线路。其中有一个孔眼内插着一根长长的电缆线，电缆线的另一端连着桌子上的一部老式电话机。

老式电话机摆在临窗的一张办公桌上，颜色乌黑。除此之外，桌上还有一个小磅秤，另外还摆着钢笔、邮戳、圆形印泥盒等。磅秤是用来称包裹的，使用率并不高，一是当地社员在外工作的亲友很少，二是那年头缺少可以邮寄的物品。

那时候，县邮电局下设各区支局，支局又设有各公社邮电所，三河公社邮电所归大洋邮电支局管辖。整个公社邮电所工作人员只有两个：一个主管内勤，一个负责邮递。

主管内勤的姓陈，个子小，皮肤白净，据说还不是真正的邮电职工，他主要负责电话、电报、包裹、信件的往来和部分报刊的分发。

那时的电话自然是一个稀罕物，也是主要的通讯工具。除了政府机关、各大队之外，个人住宅电话几乎没有。如有急事需要打电话，那必须去邮电所。

三河邮电所设有总机，如果要打电话给本公社其他单位或大队，必须由公社总机接转。如要往县域内其他地方打电话，则需要公社总机转到大洋或梅城的总机再拨号转，非常麻烦。

如果事情特别紧急，对方居住又相对偏僻，无法通长途电话，那就要拍电报。

那年头，多数人家与外地亲友联络基本上以书信的方式。当时在县内寄一封信只需4分钱，往外省市寄信是8分钱。平时很少拍电报，除非家里真有紧急事情。拍电报的收费标准比较高，以字数计费，普通电报每一个字3分；倘若拍加急电报，就得翻一倍，而且连标点符号都要计算在内。所以，拍电报时，往往需要字斟句酌，言简意赅。

邮递员姓叶，名银海，高个，偏瘦，是一名邮电正式职工。叶师傅说话和气，平易近人。自我记事起，全公社的邮递似乎都是他一人干的。日子一久，男男女女没有谁不认识他。

每天早晨，叶师傅和陈师傅一起把本地发出的邮件用专用邮袋装好，在三河码头等待梅城轮船航班的到来。接到邮包后，经过分类，装好。陈师傅负责公社和供销社邮件的分发，叶师傅则将大队的邮件分装在邮包里，然后骑上自行车，一路清脆的铃声，快速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。

一年四季，叶师傅穿着墨绿色的制服，戴着邮电特制大沿帽，脚穿一双解放鞋，肩上斜挎一个绿色背包，骑着一辆同样漆成墨绿颜色并印有“邮电”字样的28英寸自行车。自行车的前车横梁上固定着一个三角墨绿挂包，后车架的两边搭挂着两个装包裹的绿色帆布邮袋，里面装满花花绿绿的信件、杂志或报纸。

那时，大队需要订阅《红旗》杂志和《人民日报》《浙江日报》《杭州日报》三级党报（生产小队只订后两级党报），叶师傅主要负责整个公社几十个大队的报刊、信件、电报、汇款单等业务的邮递。因为大队分散，每天邮递任务非常紧张，有时叶师傅在社员家里搭个便饭，不过他总要拿出二两半粮票和两角五分钞票。后来，上级考虑到他工作繁重，便同意隔天送递。送报纸和普通信函相对好说些，一般都存放在大队代销店，然后由大队干部自己领取分发。电报、包裹单、汇款单、挂号信的送达，那必须直接送给收件人签收，还得盖上私章，不得托人转交，以避免邮件的遗失。

乡村邮电所是传达亲朋好友之间信息的重要媒介，邮递员是流动在百姓生活中的绿衣使者。随着科技的发展、邮电的分离，传统的邮递方式逐渐被新型的传递形式所取代，昔日那绿色的自行车、面带微笑的脸庞和远去的高大身影，便永远被定格在了那一页历史的画面中……